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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4日 民主先声96-102民主先声96：中国必须解除报禁，“新闻自由”必须包括采访的自由和被采访的自由 上周五（2008年1月4日）中午，日本的三大新闻社之一的“中日新闻社”上海支局长小坂井先生专程来南京采访我。 长期以来，因为我是中国的反对日本右翼军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愤青”团队的领军人物，一直受到日本媒体的高度关注。 日本的三大新闻社是日本共同社、朝日新闻社和中日新闻社。前两个新闻社都采访过我多次，而“中日新闻社”却是第一次与我接触。小坂井先生主要是来采访我对21世纪中日关系的新思维，以及新成立的中国新民党推选我做代主席的事情。 中午11点，他在南京火车站下火车。我与他约好12点到南京师范大学的紫金校区（板仓村）见面。他在11点50分给我电话，说他已经到学校门口了。而我此时，还在从南师大老校区（随园宁海路校区）赶往紫金校区的路上。 12点15分，我到了南师大紫金校区门口。小坂井先生站在门内的雪松下。和他握手之后，我问他吃饭了吗？他说没有吃，先采访，不要紧的。 我说，我也没有吃呢，我请你吃台湾便当吧，就在学校的门口。 于是我带他又出了校门。我发现我们一走动，周围很多人也开始走动了。我立即留意周围至少在7个点上有便衣特工。还有2个在街对面。我不禁笑了一下，这就是中国特色。怕他害怕，就没有对他说。 那家台湾便当的名称叫“台尚”饭店，在一个不大的小二层楼里。说是二层，其实第一层有一半是在地下的。估计就是一楼的门面房往下又挖了一米多的地，然后中间隔了一个小二楼。这在中国是比较普遍的，也算是中国特色了吧。 我点了两个煲仔饭，一个是红烧排骨煲仔饭，一个是黑椒牛柳煲仔饭。我吃红烧排骨的，他吃黑椒牛柳的。我们一边吃，一边谈话。周围4个便衣很认真地聆听我们的谈话，还把手机放在离我们最近的桌角，估计是在录音。 我通过中日新闻社的上海支局长小坂井先生告诫日本政府，要想达成中日友好关系的唯一前提就是日本必须立即交还长期侵占的钓鱼岛及周边海域。另外，我还说虽然中国政府对日本放弃了战争赔偿，但是，我要说，第一，中国政府的这一放弃决定是没有经过中国人民的投票表决的，是非法的。第二，日本必须接受并裁判所有中国以个人或以集体受害者的名字对日本进行的诉讼。 小坂井先生询问了我关于中国新民党的事情，我回答说，中国近现代史上所有的党都是由知识分子发起的，然后去联合工人、农民和士兵。但是中国新民党的成立却正好相反。中国新民党是先有苦难的工人、农民、复转军人和被权贵资本压迫的民族商人，然后他们联合起来寻找知识分子。所以，我这个代主席，说实在的就是个法律和政策方面的男仆而已。 小坂井先生还问了中国新民党和法轮功的关系，我说，法轮功是个宗教团体，从1998年以后在中国未经审判就被中国共产党认定为“邪教”，所以他们目前在揭露专制主义的罪恶。虽然我们也是在揭露专制主义的罪恶，但是我们是政治组织，不是宗教组织。尽管，法轮功的所有媒体都在介绍和宣传中国新民党的民主思想，但是中国新民党和法轮功之间从没有隶属关系。 我们吃完饭，也就采访完了。我很有兴趣地问小坂井先生，其他国家的记者，例如美国的美联社、美国之音、伦敦BBC、俄罗斯路透社、自由亚洲电台等等除了伦敦BBC来人采访过我两次外，其余都是给我电话采访的，为什么你们日本的三大新闻社都是亲自来采访呢？ 他笑了一下，说，电话里谁知道是不是真的郭泉呢？这下把我也逗乐了。是的，现代化的信息时代的确有这个问题。 我说，那就结束吧，我下午还有事。他说，还要拍一张照片。我说就这里吧。他看了一下环境，摇摇头，说，到学校里吧，毕竟是学校比较好。我说好吧。 于是，我们就进了校门，众多的便衣也鬼祟进了校门。我带小坂井先生到了一个教师休息室，他找了一个角度给我拍照。这时，南师大的保卫处的一个干事突然进来，对我说：“郭老师，南师大的党办主任刘主任请你去谈话”。我说：“好的”。 把小坂井先生送出教师休息室，我就跟这个保卫干事向学校保卫处走了。扭头看了一下小坂井先生，他身后有好几个便衣跟着。 到了保卫处，果然，中国共产党南师大党办刘主任和南师大保卫处杨处长在等着我。 他们一见到我就说，学校有规定，学校里的任何人都不得私自接受境外媒体的采访。 我说：第一、我知道有这个学校规定，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规定是什么组织制定的，能代表广大学校员工的意愿吗？这个规定合法吗？哪个国家有这样的规定？这是中国特色还是专制的本质？ 第二、我谈的是我自己的观点，我也不代表南师大。我谈的所有话语都和南师大无关，和南师大有关的话题，我想境外媒体也不会找我了解。 第三、我的观点，我选择告诉谁告诉什么媒体，这完全是我的自由。如果您说我违法了南师大的规定，那好，您就开除我吧。 中国共产党南师大党办刘主任楞了一会儿，喃喃地说：“适当的时候，会开除你的。” 我说：“好，我等着。” 这时刘主任的电话震动了，他一脸严肃地接电话，不停地说：“好！好！”估计是接到什么命令了。他挂上电话后，对保卫处的杨处长使了一个眼色，站起来，对我说“我们还有其他事情，先走了”。也不管我了，直接走了。 我走出校门，打车回到办公室。我给小坂井先生拨了电话，却没人接。这时，我不知道跟着小坂井先生走的那些便衣对小坂井先生怎么了，就立即给“中日新闻社”上海支局拨通了电话，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上海支局的工作人员。 大约1小时后，小坂井先生给我打来电话，说，刚才的位置信号屏蔽，一切安全，没有警察骚扰。 于是，我笑起来。原来，中国警察只敢骚扰中国人，不敢骚扰日本人。看来，还是在鲁迅先生时代，还是在“友邦惊诧论”的时代。 堂堂大中华，搞到连一个中国人接受境外媒体的采访，都要派出十几个警察盯梢，怎么还能有警力帮助老百姓呢。要是这些警力都保护人民而不是残害人民，那多好啊！ 于是我想到刚刚结束的圣诞节，我的一位在美国生活的朋友丁女士来电话说，当地的警察局给每家送了圣诞节礼物，很多很多，还有一只火鸡。市政府也送了礼物和火鸡，现在她家三只火鸡了，这该怎么办呀？ 听她在电话里很着急的声音，我也很开心，仿佛火鸡也在我家满地跑。 可是，圣诞节前后，在中国，荆楚先生、胡佳先生先后被中国警察象抓火鸡一样地抓走了，这实在让中国人在世界人民面前感到难为情！警察先生的工资和警察局的办公经费，都是中国人民的纳税钱支付的，连关押荆楚先生、胡佳先生的监狱或看守所，也是中国人民的纳税钱建造的，怎么能这样对付人民呢？ 荆楚先生、胡佳先生的事迹，中国人民在中国大陆的媒体上是绝对看不到的。但是中国人民在口口相传着他们的伟大事迹。中国必须立即解除报禁。“新闻自由”必须包括采访的自由和被采访的自由。 郭泉：民主先声97：民主中国，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就是人民的中国 前段时间，我参加了“德中同行”活动的开幕式和随后的一系列活动。 为纪念德中建交35周年，旨在全方位介绍德国各方面情况的“德中同行”活动准备了很长的时间。“德中同行”活动是在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德国总统霍斯特·克勒的共同支持下举行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来到南京，亲自为“德中同行”揭幕。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德国女首脑访问南京。 “德中同行” 第一站是南京，其后是2008年春在广州，2008年秋在成都，2009年这一活动将在北方城市延续，一直持续到2010年上海举行世博会之时。 南京人民对德国是有感情的。二战期间，德国西门子南京分公司的经理拉贝先生（1882-1950年）和十几位外国传教士、教授、医生、商人等共同建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拉贝被推为安全区的主席，他说：“由我出任主席，我不应再有丝毫的犹豫。我一生中最美好的青年时代都在这个国家愉快渡过，我的儿孙都出生在这里，我的事业在这里获得了成功，我始终得到了中国人的厚待。”在南京沦陷后，拉贝以其特殊的身份目击了日本军队制造的南京大屠杀，并将其记录为著名的《拉贝日记》。 “安全区”为大约25万中国难民提供了暂时栖身避难的场所，而在此期间，安全区之外的30万人则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之下，他同时在自家的花园里保护了600名南京人。 1938年2月，拉贝应西门子总部要求，返回德国。他把躲在他家养伤的中国飞行员王光汉，扮作他的佣人安全地带到了上海，又护送到香港。拉贝回到德国后，他在柏林马不停蹄作了五场报告，义愤填膺地揭露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他播放了南京红十字会主席约翰·马吉牧师拍摄的日军暴行影片。他还给希特勒本人寄了一份暴行报告，期望德国赶快出面阻止盟友日本仍在继续的非人道暴行。为此，他受到盖世太保的迫害。二次大战结束后，拉贝因为他的纳粹身份又受到不公正待遇。在他最消沉的日子里，在他一家濒临饿毙的绝境中，中华民国的南京人民邮寄出了大量食品包裹。 1950年，拉贝在柏林患中风去世。南京人对于拉贝先生有着特殊的感情，拉贝先生被称为“南京的辛德勒”。在拉贝的墓碑上，刻画了一个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八卦图。 可是，这次的“德中同行”活动中，我有两件事情心里不快。 一是看到了德国巴斯夫公司在中国的合资公司。这个合资公司叫扬子石化—巴斯夫有限责任公司。这个公司是由中国石化和德国巴斯夫以50：50的股比共同出资设立的大型石油化工企业，总投资约29亿美元，2001年9月开始工程建设，于2005年6月投入商业运营。主要生产聚合级乙烯、聚合级丙烯、苯、甲苯、混合二甲苯。这些东西在生产过程中的废气对南京的空气影响很大，其所在地南京大厂镇已成环保重灾区 二是了解到德国技术磁悬浮铁路商业运行线的全世界第一条线是在中国上海。本来，任何人都是喜欢第一的，中国人也不例外。但是面对这个第一我却开心不起来。我用很蹩脚的德语问工作人员“德国的技术，为什么德国不是第一？”得到的回答却是“中国人有钱！” 其实，我一直知道中国的磁悬浮铁路只是世界上第一条商业运行线而已，而德国的试验线从1984年就开始投入运营了。德国磁悬浮列车试验段由德国蒂森—克虏伯公司和西门子公司投资建造的，但是一直没有进行商业运营。 于是我又问：“德国为什么不建设商业线呢？”工作人员的大意是说：“虽然德国认为磁悬浮理论完美无缺，技术也已成熟，但运行费用昂贵，德国人民和德国政府争论不休，德国人民不同意。” 于是我立即联想到中国的情况。2001年3月1日开工建设上海磁悬浮列车示范线。2002年3月工程竣工。西起上海地铁2号线龙阳路车站南侧，东到浦东国际机场一期航站楼东侧，线路总长31.17公里，设计时速和运行时速分别为505公里和430公里，总投资89亿元。另外，即将施工的沪杭磁悬浮线全长约175公里，工程总概算约350亿元。 这两条铁路的总投资是450亿，而且维持养护的费用更是大的惊人。有人计算，这个项目需要500年才能收回成本。 那么，德国政府都不能通过的项目，中国政府怎么能通过的呢？难道真的如“德中同行”的工作人员说的“中国人有钱”吗？ 不！不是中国人有钱，君不见政府门口长年累月的访民不断，君不见城市街头日晒夜露的老少乞丐？这能叫中国人有钱吗？ 但是为什么德国人都建不起的磁悬浮铁路商业运行线中国却可以建了呢？ 我们来看看德国人为什么建设不起来？ 是没有钱吗？不是的！那么，有钱的德国，为什么建不起磁悬浮铁路商业运行线呢？ 好，我们来看看德国政府怕什么？德国政府最怕德国人民的反对。 公共设施的建设都是使用的人民的纳税钱，而德国人民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纳税钱投入到一个运行费用昂贵而又无法预测成本回收年限的项目里去。 德国人民反对的事情，德国政府去做，那就等于自动下台了。因为，决定政府去留的选票在人民的手里，而不是在政府手里。 于是德国人民反对德国的化工企业，结果德国政府把化工企业搬到了中国。 于是德国人民反对德国的磁悬浮，结果德国政府试验了23年，却始终没有商业运作。 而中国呢？ 是谁同意政府建设这样一个只有100多公里的铁路就花掉了450个亿呢？是谁投票的？ 中国人民的纳税钱，到底应该让谁决定？是政府吗？政府能作人民的主吗？ 对这条铁路我没有意见，我的意见是，建设这条铁路是人民的意愿吗？ 只要中国人民一天不能行使作为一个纳税人的选票，这个国家就是权贵专制的国度。 中国人民需要的中国不是一个权贵专制的中国，中国人民需要的中国，是一个“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中国。这个中国叫“民主中国”。 民主中国，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是人民的中国。 郭泉：民主先声98：郭泉报导：中国专制主义条件下最和谐的一次会谈 大家好！我到家了。 昨天，接到学校通知，请我今天（2008年1月10日）到南京师范大学去谈话。 我准时赴约。会谈在安静和谐的气氛中进行，会议半小时，9点半结束。 双方出席人员有：我，对方是南师大的人事处赵处长（我的老朋友兼好朋友），宣传部许秘书（我的学生）以及南师大文学院的党委潘文书记（也是朋友）。 潘书记先介绍了与会人员，我笑着说，都是老朋友了，别介绍了。于是潘书记笑起来，说，那就开始吧。 会议先由潘书记作了一个开场白，说人事处来向我通报一下有关教师工作规定的四个文件等。 然后赵处长读文件，从国家文件，读到江苏省的文件，再读到南师大的文件。我和赵处长是8年的老朋友了，第一次听他这么认真地对我读文件，我心里笑开了怀。我估计他也在心里感到很好玩。我的孩子和赵处长的孩子同岁，在我们的孩子都是2岁的时候，我当时住在南师大校园内。我和赵处长天天下午带孩子在学校大草坪上“溜”孩子。当时他还是“赵科长”呢。 赵处长读完文件，我说，老赵，这些文件我都非常熟悉。我以前做法官的时候，在给罪犯判刑前，都要与他的单位沟通的。我也算是中国人事制度的大半个专家了。 然后，我对他们谈了我的思想认识： 首先、我通报了一下最近我的“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政治体制的研究、建设情况，以及中国新民党的成立情况等。并向大家介绍了我的思想和行为不属于“颠覆国家政权”的几个法律常识。 第二，我也表明了我的态度，如果政府判定我有罪，根据人事制度，我应该被开除。如果有这一天，我接受处罚。请学校领导，各位朋友放心。 第三，鉴于目前国内外的复杂情况，请学校慎重思考对我的沟通方式和处理方式。在目前专制条件下，南师大领导层受到的压力很大，我能理解。但是，也请领导们要意识到，我对未来的百年南师只会有好处而不会有坏处。民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一历史大趋势，谁也阻挡不了。民主中国的来临，不是要不要来的问题，而是时间表的问题。 第四，学校的任何不克制的处置，都会造成对学校的危害。例如，前一段时间，民盟南师大委员会对我的开除决定，已经危害到了中国民主同盟，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所以，除非南师大接到上级的命令，请不要擅自决定对我的处置。否则，对未来百年南师的危害是显然的。 第五、旷工是要被开除的，这我清楚。所以，我承诺，我不会旷工，保证每日上下班签到。也不会离开南京。因为我本人不需要离开南京。离开南京对我本人也没任何益处。请学校领导和相关部门放心。 会议在欢乐祥和的气氛下结束。这是4年来，最和谐的一次会议。 才写完以上的文字，又接到学校的信息，说最近还要和我讨论有关我接受境外媒体采访方面的有关规定。不知道下次是不是还这么和谐了。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郭泉：民主先声99：放弃战争赔偿，是完全非法，完全不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卖国行为 作为南京籍的日本侵华史的学者，我心里一直有件事情堵着慌，而且一堵就是很多年。 这件事，就是从1931年“918”到1945年“815”，这14年间，侵华日军的铁蹄肆意蹂躏中国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屠杀或以其他方式伤亡三千五百万以上的中国军民，毁损中国公共设施不计其数。各种损失折合当时美元计算数额高达1000亿以上。最后竟然不了了之！ 放弃这样的战争赔偿，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天下哪有这么弱智的受害者？ 按照国际惯例，在每一份战后签署的和约中都包括战争赔偿的内容。这种由战败国向战胜国缴纳的赔偿，款额往往大得惊人，如1894－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后，战胜的日本就通过《马关条约》以战争赔偿的名义从战败的中国清政府手中掠走白银两亿两。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在战争结束后，战败的日本却没有向作为主要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缴付赔款！更令人不解的是，那些受战争破坏远较中国为轻的东南亚国家却不同程度地获得了赔偿，其中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所得赔款分别为2亿美元、5．5亿美元和2．23亿美元，甚至连当时尚未统一的越南南方吴庭艳政权也获得了赔款3900万美元。 1952年４月28日在台湾的蒋介石，与日本签定日台吉田蒋介石和约正文中没有说到赔偿一事。但是并没有言称放弃要求日本战争赔偿。 1972年9月26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田中角荣曾任侵华日军的红部司令部司令（红部司令即政治部主任）。此次来华的目的是就相关的中日复交三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台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作废）和日本战争赔偿问题进行磋商。 所以，根本不存在目前中国中学和大学的历史教科书上“1972年中国政府为了国际政治的需要，在中日建交时决定放弃要求战争赔偿”的说法。 本来，日本人来中国的目的之一就是谈日本战争赔偿问题的，怎么中国却在三日后９月２９日的《中日联合声明》里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呢？这不是很荒唐吗？ 大家知道，绝大多数受害的黎民百姓都生活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大陆。很显然，1949年上台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帮助中国人民向日本索赔。 但是，事实上却不是如此。中国共产党放弃了对日要求战争赔偿。这到底是为什么？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一个人身上得到了解释。 我们先来看看1955年10月15日，毛泽东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的一段谈话。毛泽东说：“对你们过去欠的帐再要来讨帐，这是没有道理的。你们已经赔过不是了。不能天天赔不是，是不是？一个民族成天呕气是不好的，这一点，我们很可以谅解。我们是你们的朋友，你们对中国人民看得清楚，不是把你们当作敌人看待，而是当作朋友看待的。” 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等人时的一段谈话。毛泽东说：“日本皇军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让我们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 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来华向毛泽东道歉：“啊，对不起啊，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使中国受到很大的伤害。” 毛泽东回答：“不要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毛泽东还感谢田中角荣。“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翻译摘自《田中角荣传》日语原版） 从以上资料，我们可以看出是中国单方面作出放弃赔偿的决定的。而这个决定，我查阅了无数的资料，发现根本没有经过任何一级人民参与的讨论和表决，完全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的暗箱操作。 惨遭日军铁骑蹂躏的苦难的中国，竟然被独夫玩控于手掌之中。这叫什么人民共和国？ 未经人民的同意，中国共产党竟然“代表”无数死去的和活着的中国人放弃了战争赔偿，这又叫什么人民民主？ 毛泽东及其中国共产党从来就没有把人民放在眼里。 他们为了党的国内利益以“民主”的名义欺骗利用人民帮他们打内战，打完仗又为了党的国际利益“代表”人民放弃战争赔偿。这是什么样残忍的内心世界呀？我无法理解！我也不想理解这些内心里完全没有人民的大独裁者。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叫毛泽东的独夫，还说些什么。 1937年8月，毛泽东在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要求：“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藉口予以推拖。（《国共纷争》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 1959年7月31日，政治局常委会批判彭德怀，毛泽东说∶“（抗战时）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第182页） 1959年8月17日，庐山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再次谈话，明白透露其借“抗日”夺权的策略∶“（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期间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夺取政权。日本投降早了一点，再有一年我们就会准备得更好一些。”（《学习资料（1957-1961）》清华大学，1967，第260页） 写到此，我没有什么要说的了！ 我也不知道我能说什么了！ 我也实在不想说什么了！ 我只想说，一切爱好民主反对独裁专制统治的善良正直勇敢的海内外同胞们，为了一个共同的民主目标，团结起来，并肩作战，奋勇杀敌！ 郭泉：民主先声100：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入狱被杀是我们民主人士的必修课 刚才和一个SKYPE上的朋友谈话。 他说：“1月18日，中国民主党某分部的同志要聚会，我想参加，可惜期末了要改试卷。” 我说：“我对中国民主党的情况不是很了解，只了解这个党在1998年竟然想在中国境内 进行政团注册和党员登记。于是各省党员纷纷到各省的民政厅申请党团注册，结果全军覆没。各省领袖全部入狱。其他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 他说：“王丹，您知道的，就是89全国高校大学生研究生自治联合会的首领之一（简称高自联），被判了10徒刑的那个，目前在美国，是他们的主席之一。” 我说：“王先生是怎么到美国的呢？” 他说：“应该是被中共给遣送的。” 我问：“这怎么遣送啊？难道大陆的人会绑架他们到美国？” 他说：“就象像魏京生一样，先把你关了，然后几年徒刑。美国方面出来指责中国侵犯人权，最后你就可以保外就医”。 后来又说到王军涛先生，他一说到王军涛，我开心地笑起来。昨天我还和王军涛说音乐的事情呢。我说：“涛哥，等民主革命成功了，我亲自迎接你回国，弹古筝给你听。”他说他要高歌《出塞曲》。我一听急了，我说：“哎呀，《出塞曲》要用琵琶伴奏的，我不会啊。我另请个会琵琶的给你伴奏吧。”王军涛说：“不！我唱《出塞曲》，你弹筝！” 这个朋友提到的上述几人的情况其实很不相同的。实际上，据我考察，国内民主人士出国成为流亡民主人士分为五种情况： 第一、有民主思想，却没有行动。出国后敢说敢干而成为民主人士。 第二、有民主思想，有民主行动。但是尚未抓捕，即先出国。 第三、有民主思想，有民主行动。被判入狱。后刑满释放，出国。 第四、有民主思想，有民主行动。入狱期间，国际人权组织交涉，而出国就医。 第五、有民主思想，出国学习工作，甚至取得绿卡，但又回国组织或参与民主运动而入狱，后再次出国的。 第一种情况例如费良勇先生，1954年生，1977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核反应堆工程专业。开始阅读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自由民主的著作。1982年，费良勇毕业后被分配回到四川工作，进入中国核工业部成都西南反应堆工程研究设计院。 1987年国家教委和核工业部决定派遣一批专家出国深造。费良勇到德国慕尼黑学习。1989年，他在德国积极投入到了声援“六四”的海外学运之中，参与了全德学联的筹建。现任民主中国阵线主席。 第二种情况例如胡平先生，1947年生于成都，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后获硕士学位。1978年担任民主墙主要民刊《沃土》的副主编。1987年任北美中国留学生政治学会会长。现为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北京之春》杂志的主编。又如，1989“六四”后流亡海外的乌尔开西先生和柴玲女士等也是同一情况。 第三种情况如王希哲先生，1948年生于四川。 1968年，因反对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镇压群众而入狱一年。后被流放到农村，遭受批斗、监禁和折磨。 73年因为批判文化大革命而再次入狱。76年平反出狱。1981年，因组织民主运动再次入狱14年，1993年刑满释放。1996年经香港流亡美国。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任访问学者。著名海外政论家。 第四种情况例如王军涛先生，1958年生于南京，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获核物理专业学士。1989年因参与“民运”被捕，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尚未刑满，1994年被监狱当局以“送美国检查身体”为名，驱逐出境，至今没有法律手续。成为中国监管史上第一例从监狱直接运送美国的民运人士。在美国及全球积极从事民运活动，得到海内外华人和国际友人的高度评价。王军涛先生曾获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中国宪政协进会理事长 第五种情况例如杨建利先生，1963年生于山东，80年代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曾获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数学博士，2001年在哈佛大学甘乃迪政府学院获得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留学期间，特别是1989年六四事件后，他积极投身海外民运。多年以来，他组织召开了由中国大陆学者与海外学者共同参加的有关中国宪政、政党政治、乡村选举、族群关系、全球化，以及教育改革等课题广泛的学术研讨会，为促进中国的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曾经两次申请返回中国都遭到拒绝。2002年，中国东北发生大规模工潮，他为了了解当时中国的工人运动情况，用实际行动参与国内的民主运动，毅然返回中国，回国后被判入狱5年。2007年4月刑满释放。目前在美国生活，现任21世纪中国基金会主席。 而我将是哪一种呢？ 我想，我属于那种要把牢底坐穿的那种男人！不为别的，就为这是我们中国的牢！ 其实和我一个思维的人还有很多，但是有一个很突出，他叫刘晓波。刘晓波是北京师范大学博士，从1989年六四后开始断断续续的监牢生涯。先后三次被捕，三次坐牢和劳教，最后一次出狱是1999年10月。但他并没有因为遭受迫害、坐牢、失去自由、离婚等打击而放弃民主自由理念。他依然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奋笔疾书，抨击专制制度 中国曾有个弱小女子写了一首很男人的诗。我小时侯读一直以为是男人写的，长大以后虽然知道这首很男人的诗不是男人写的，但是我还是不愿意相信是个弱女子写的。 这个女人就是李清照。她写到：“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从我选择做“民族愤青”、“民主愤青”的那天起，我就没准备活到自然死。 以前做教授的时候，在课堂上问学生，什么是你最幸福的事情？小女生们嗲气地说“睡到自然醒是最幸福的。” 后来做维权，问我帮助维权的下岗女工，什么是你最幸福的事情？女工们坚强地说，“能随便有个活干是最幸福的”。 现在，经常有人来问我，郭教授，什么是您最幸福的事情呢？我淡淡一笑，“为大家争取幸福自由的生活而被杀，是我最幸福的事情。” 所以，我时常告诫中国新民党的朋友们，入狱、被杀是我们民主人士的必修课。所有中国新民党党员，都必须牢记“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这十个字。 今天下午，湖南的一位军转干部携他的女儿来南京找到我，说他代表了湖南的几万名企业军转干部“断友”（被一次性卖断工龄的人）来看我。和他们吃饭的时候，我说到了上面的话。他说：“我想好了，郭教授坐牢我陪坐，郭教授被杀我陪砍。” 分手时，我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入狱，也许以后见不到了。他叫他的17岁的女儿向我磕头，并说这是湖南的风俗。我作揖回礼。 我问是什么风俗，他说，这是他们家乡古代的时候对那些帮助穷苦人与敌人斗争而即将走上刑场的人，在不知道是否还能见到的情况下，都要磕头的。 我说，很好！让中国的下一代记得我们的奋斗，这就是中国的希望，中国的未来！ 郭泉：民主先声101：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中国新民党致“中国过渡政府”运动的贺信） 中国新民党喜悉“中国过渡政府”运动已于2008年元旦启动，这是中国民运史上的一个大事件。“中国过渡政府”作为一个民主运动形式，是中国民运史上的一个新事物。中国新民党相信，“中国过渡政府”这一民运形式，必将在推进和协助中国民主运动中贡献出杰出的智慧和伟大的力量。 中国的民主运动，早在孙中山先生的时代就已经开始了，但是直到今天，中国的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还没有完成。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封建帝制以各种形式在中国大地上复辟，其中最严重的复辟是目前中国的执政党的专制独裁统治。这一统治虽然是以“党天下”巧妙地取代了“家天下”，但是这根本掩盖不了其专制独裁的帝制本质。 从目前情形看，中国的专制独裁已经到了最高级的阶段，这一阶段的表现就是对人民的极度蔑视，对国家权力的高度垄断。而事实上，国家权力应是全体国民的。历史上所有攫取人民权力而独断专行的统治者，都是人民的公敌。 民主制国家，成立政府的目的是为国民服务，成立政府的程序是人民投票选举政府首脑，然后由政府首脑选择最优秀的高级官员，中低级别官员均由考试院完成遴选甄别工作。但是专制国家里，专制政府成立的目的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权贵服务，专制政府的成立的程序不是人民投票而是卖官鬻爵。 民主制国家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在政治上，人民有选择国家发展道路的自由，人民有权组织独立的政党、独立的工会和其他社团，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在经济文化上，民主制国家的人民有公正、公平地享受社会福利的自由、人民有权拥有自己的物品、土地和房屋，人民有信仰的自由，人民有学习和采纳各种文化体系的自由。 但是，以上这一切在当今中国全是奢望，是中国人民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 大海的一边是民主，另一边却是专制。 民主制国家的人民的一切福利和权利，中国人民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看到，却行使不到，这怎么能不让人心碎呢？ 在中国，更多的人死于心碎！ 现在，所有正直善良的中国人，都意识到在21世纪，伟大的中国还生活在落后野蛮的专制主义时代，是全体热爱民主反对专制的中国人民的耻辱，是中国上下五千年灿烂文化的耻辱，更是整个人类文明的耻辱。 中国人民已经行动起来了，为夺回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为建立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政治体制，中国人民与专制统治者展开了殊死搏斗！ 智慧的中国人民使用各种形式开展斗争，例如，2007年12月17日，由各阶层中国人民缔造的中国新民党在中国成立；2008年1月1日，由海外华人缔造的“中国过渡政府”运动在美国启动，这都是中国21世纪民主进程中发生的大事件。中国新民党和“中国过渡政府”运动，在终结独裁、在全面推进并最终实施“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政治体制方面的观点和行动，是完全一致的。 中国新民党愿意与“中国过渡政府”运动一道，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现代民主，促进世界和平，保障人民幸福。中国新民党愿意和“中国过渡政府”运动一道，将《大学》首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至善思维”和“至善行动”进行到底。在这一伟大的民主革命中，中国新民党和“中国过渡政府”运动的宗旨完全一致，那就是：中国的民主进程，一定要实现！ 已经到来的2008年，将是一个伟大时代的开端。在这个开端的一边，我们将告别专制，另一边，我们将迎接民主的光临！ 郭泉：民主先声102：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记者朋友功不可没（第一批“文胆”记者网址） 长期以来，全世界各国热爱中国并希望中国走向民主道路的记者朋友对中国专制独裁、腐败猖獗、人民苦难、异见人士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采访报导，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人类历史上很多残害人民的暴君都是被舆论打倒的，可见舆论的作用是多么重要。 民主制国家里，对执政党的监督，主要有司法监督、政党（在野党）监督、人民团体（工会等）监督、宗教（道义伦理）监督、新闻监督。新闻监督中的监督员是记者，他们被称为民主制国家的“无冕之王”。 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民主、反对专制的有良知新闻记者和其他知识分子，被人民尊称为“社会良心”，而那些特别有勇气的“社会良心”又被人民称为“文胆”。 在目前的专制主义中国，司法监督、政党（在野党）监督、人民团体（工会等）监督、宗教（道义伦理）监督全部落空。虽然，外国朋友看到中国有“民主党”、有“工会”、“妇联”、有基督教等等，但是这些组织在中国是无法起到实质意义上的监督作用的。中国共产党用这些名义，不仅欺骗了中国人民，更欺骗了全世界人民。 我们先来看看司法监督。目前中国的司法部门完全成了执政党的帮凶。他们不能再叫“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人民公安”了，他们早就是执政党利益的代言人。人民的利益根本得不到司法的庇护。中国五千万以上的维权访民全部都是不公正的司法造成的。前几年，维权访民在司法体系中遭遇不公正，于是到北京中央上访，结果又被中央、地方联合起来，强制关进臭名昭著的“马家楼”里，最后遣送回原籍，问题根本得不到任何的解决。 现在越来越多的维权访民意识到，中国的司法根本就不是独立的、为人民服务的司法。他们吃着人民纳税的钱，却做了权贵统治者的帮凶。人民早就怒火焚烧了！ 我们再来看看，所谓的“八大民主党”。这些“民主党”全是伪民主党，完全沦为了“花瓶党”、“举手党”、“洗脚党”，他们在1957年以后就不再是民主党了，而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特别支部”了。 那么，中国目前所谓的“人民团体”怎么样了呢？中国的工会、妇联、文联、作协等“人民团体”完全成为执政党的玩物，而丧失独立思维和人道主义思想，他们不仅仅自己当上了“党奴”，而且想方设法让其掌控的人民也向专制主义俯首称臣。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宗教团体。虽然中国的宪法规定了信仰自由，但是，宪法同时有规定了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又是一个唯物主义的思维系统，在根本上是反对宗教信仰的。于是我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不断地未经审判而用“党裁”的方式裁定某宗教团体为“邪教”，甚至连全世界通行的基督教传教方式--家庭聚会在中国也遭禁止。 众多为了捍卫信仰自由和崇拜自由的中国信仰者，受到残酷镇压，其残酷程度比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迫害还要严酷百倍！ 现在中国人民的苦难已经达到了最恶劣的境地，当然中国的权贵的生活，也达到了中国历史上最奢华的地步。他们豪赌、豪嫖、豪抢、豪夺，完全不顾最底层人民的死活。他们欺骗国外一切热爱中国的外国朋友，他们残害国内一切要求民主的中国人民。他们的罪行罄竹难书、令人发指。 虽然，目前专制主义条件下中国的上述情况越来越严重。但是，新闻监督却异军突起、一枝独秀。当然，新闻还是被中共牢牢地控制在其怀中，但是，一些有良心的“文胆记者”突破防线，把人民的苦难揭示了出来。 现公布第一批有良心的“文胆”记者的姓名、个人网址和他们的工作单位的网址给大家。请大家热爱、慰问、支持他们。 伟大中国的复兴，伟大中国的民主事业，他们功不可没。 第一批有良知的记者及其单位的联系信箱 （全国维权访民应人手一册） 林韬 terry-lin@263.net 俞圣宏 yushenghong@163.com 刘海铭 cnxw110@163.com 李新德 fazhijizhe@126.com 鲁宁平（1）luningping@yahoo.com.cn 鲁宁平（2）luningping@yahoo.com.cn 姜焕文（1）zhentan007@126.com 姜焕文（2）jubao007@126.com 阿成：qzac@sina.com 李方：yayawu_2000@yahoo.com.cn 涂艳 tuyanwin@sina.com.cn 谢庆立：xql@jcrb.com.cn 羊艳yangyan212@sina.com 冯广博myf197@263.net “小丫”： cctvxiaoya@vip.sina.com 柴子文：chaiziwen@vip.sina.com 新华网新闻部邮箱：xhsgnb@xinhuanet.com 人民网新闻部邮箱：rm@peopledaily.com.cn 中国网新闻部：webmaster@china.org.cn 焦点访谈 ab30@mail.cctv.com 《人民日报》（1）：rm@peopledaily.com.cn 《人民日报》（2）：cb525@peopledaily.com.cn 《焦点访谈》栏目 ：ab30@mail.cctv.com 《东方时空》栏目 ：baixinggushi@263.net 《新闻纵横》栏目：xwzx@cnradi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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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先声92-95民主先声92：在21世纪还在搞一党独裁的执政党才犯下了“颠覆国家政权罪”呢 昨天（2007年12月28日）香港南华早报的记者通知我“胡佳被逮捕”。我说：“我知道他27日下午就突然从skype上消失了，他所有的通讯工具都接不上。我知道他那里有情况了，但是没想到是逮捕。” 说实话，我百思不得其解。32岁的胡佳是中国最著名的帮助艾滋病患者维权的维权人士，经常到爱滋病的重灾区河南上蔡县等地为病患提供帮助，例如送钱、送衣服、送玩具等，深受艾滋病人和爱滋孤儿的爱戴。 胡佳的爱心活动，使中共当局感觉“丢了脸”，中共当局生怕胡佳揭露出的爱滋病在中国大地上迅速蔓延的情况，会破坏“最伟大、最光荣、最正确”的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经常把胡佳抓起来，一关就是一个月；中共警察们还时常殴打胡佳，享受拳头打在肉体上的快感。连胡佳的爱人金燕在医院生孩子，胡佳去送饮食，警察先生们都惟恐饭盒里送的有关爱滋病患者的情报，在医院门口殴打可怜的胡佳先生。 但是，说胡佳被逮捕，这实在把我闹糊涂了。我实在想不到这样一个被中共当局任意欺凌的老实厚道的帮助艾滋病患者维权的维权人士，竟然中共当局也能找出罪名来逮捕他。 晚上上网，我看到“胡佳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逮捕”，我不禁笑起来，笑出了眼泪。 首先，我要祝贺胡佳同志终于从帮助爱滋病患者维权的维权英雄成长为民主革命英雄了。这个过程他走了很多年。 其次，我也要感谢中共当局让中国的人民英雄越来越多了。 说实话，我真不知道胡佳有过什么颠覆国家政权的想法。他最多只是和我一样反对专制而已。我记得他评价过我的“21世纪全民和平民主革命的新形式”（在家革命），他说“郭泉教授倡导的全民在家革命新形式，如果我们真正落实好，别说七天，估计两天专制就垮了。”他的评论是正确的，因为我计算过，如果真正落实好，全国一天的损失会达到几百亿。 但是，就是他对我的这个评论也不至于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名义逮捕呀。 下面我们要来谈谈“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了。 那么什么才叫国家政权呢？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中国的国家政权。也就是说，中国的国家政权是由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两个部分组成的，与共产党无关。所以，一说到“颠覆国家政权罪”，往往有人马上认为反对共产党就是“颠覆国家政权罪”，是完全不正确的。 其实根据中国《刑法》反对中共并不构成任何罪名。宪法虽然规定了中国的四项基本原则，一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二是坚持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四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颠覆国家政权罪”只是指反对后两项，即指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也就是说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与是否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否坚持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根本没有关系。 那么什么才叫人民民主专政呢？很显然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即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 那么什么才叫社会主义制度呢？很显然，人民共同致富，全民福利的社会制度才叫社会主义制度。 于是，我们也就清楚了，我和我的老友荆楚先生以及胡佳先生是在反对一党专制、反对经济压迫、提倡全民福利的，这恰恰是在要求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制度。这种爱祖国爱人民的高尚行为，立即得到了广大中国人民的爱戴和支持。 而那些提倡和捍卫一党专制、经济垄断的集权统治者才犯了“颠覆国家政权罪”呢！ 郭泉：民主先声93：中国新民党新年贺词：告全世界各国政府、政党和人民书 中国新民党是一个无国界的政党。任何支持中国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并提倡中国建立“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可以自愿加入中国新民党。 即将到来的2008年，将是一个伟大时代的开端。 在这个开端的一边，我们将告别专制，另一边，我们将迎接民主的光临！ 中国新民党祝愿中国人民早日生活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社会里。 中国新民党祝愿全世界各国安定和谐，祝愿全世界各国人民安康幸福，在各自的国度享受自由民主制度给人类带来的福祉。 中国新民党还祝愿全世界各国人民能充分享受到勤劳勇敢正直善良的中国人民带给全世界的丰硕的物质和文化产品。 2008年，中国新民党将在全世界一切有华裔居住的地方建立各国党部。并将在此基础上，与全世界一切支持民主制度的国家和人民一同缔造一个“世界民主同盟”。 2007年12月17日，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批具有民主思想的民主知识分子与中国劳工大众结盟，成立“中国新民党”。中国新民党，名称涵义其一为区别于中国目前之旧（伪）“民主党”；名称涵义其二为启蒙民主思想，使国民思维日新月异。语出中国经典《大学》首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 当今世界各国的政治体制，无非两种，一是自由民主政体，一是专制集权政体。 20世纪以来，多党民主竞选政体的国家在20世纪以来风起云涌。目前世界上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自由民主制政权之下。目前自由民主制的国家数量是有史以来的最高点，而且仍继续增长。 中国新民党认为，自由民主制（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是人类社会的普遍价值标准，并是整个人类历史的思维核心和历史终点。自由民主制，正是《大学》首句里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的“至善思维”和“至善行动”。 中国新民党认为，只有在这样的至善体制下，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才能安居乐业，世界才能和平安全。 专制集权政体的国家因为不符合人民的内心要求和世界民主化浪潮而越来越少。 中国新民党愿意与全世界一切自由民主政体国家里的所有反对一党专制、支持中国民主的政党做政治盟友，接受一切来自民主国家的帮助，共同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中国新民党愿意与目前还处在专制集权体制下的国家里的一切反对专制、要求民主的政党做政治盟友，帮助他们终结他们国家的专制统治。 中国新民党是民主党。民主党是让人民当家作主的党。 中国新民党愿意和中国人民一起，与世界人民一道，共同实现民族和睦、生活幸福、主权在民 中国新民党在民族、民生、民权三方面的指导思想是： 民族方面，在反对专制、反对迫害的伟大旗帜下，努力实现中华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捍卫民族文化，推进国学教育。倡导并逐步实行国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教育思想。 民生方面，努力使中国人民深刻认识到如果没有民主体制即人民不能选择执政党，人民的生活是无法得到根本保证的。专制主义和专制权贵者，无时无刻不在压榨人民和侵吞国家财产。 民权方面，中国新民党捍卫天赋人权、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民权理念。民权是民生得以发生的基础。没有民权，民生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而民众只能嗷嗷待哺，等待专制政府拯救，而不是自己栽种生命的花园。民主制度的内在理念是“主权在民”，政府的权力是民众通过选举过程，按照宪法赋予政府的。民众手里的选票，一人一票，是制度层面上民众对政府权力的最根本制约。 中国新民党承诺与中国人民一起，奋力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 中国新民党誓言在人民的选举和监督下，与世界人民一道，惩治一切危害人权的犯罪行为，取缔一切反对人权的专制罪恶思维。 中国新民党的宗旨为：社会总财富除用于国防、国民公共建设外，必须按劳分配给全体中国人民，实行“全民福利”的经济政策。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并尽一切可能帮助人民实现这一天赋权利，实行“多党竞选”的政党政策。 中国新民党愿意接受人民的选择，始终与中国人民一道，捍卫自由民主这一普世的社会价值和社会理想。全力倡导并建设“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中国。 2008年，中国新民党将奋力传播民主思想，促使中国政府解除报禁，开放党禁。 2008年，中国新民党将奋力向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揭露中国“鸠占鹊巢”的情景。人民才应该是中国的主人，可是现在，仆人却对主人任意欺凌。 2008年中国新民党将让中国人民清晰地认识到，只有民主制才能救中国； 2008年中国新民党将让中国人民深刻知道，只有“实现人民可以自由组党并实施多党竞选的民主政治”才能使中国国泰民安、世界和谐安全。 2008年，中国新民党将让全世界看到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的诞生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美丽的也是艰辛的。 欢迎光临革命现场！ （全文完） 郭泉：民主先声94：共产党一直认为大学是为共产党培养一党专制接班人的地方
07年的最后一天，我的美国记者朋友Mara（汉名：马语琴）给我电话，她代表美国纽约的New Republic周刊来采访我。我欣然接受了采访。 虽然她在上海生活了很久，汉语很好，但是我还是担心她无法准确地记述和理解我的话语，所以我决定让她出问答题，我作书面回答。于是，她在08年的第一天，给了我5个问答题。现把答题纸呈献给大家： 1、最近中日关系好一点， 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刚来北京访问，说想与中国领导人合作，你对这些新闻有什么看法呢？ 答：任何国家的任何领导人都应该与中国合作。因为与中国合作对世界各国人民有利。但是合作必须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互不侵犯和互不欠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侵略中国也没有欠债，但是日本除外。第一、21世纪了，日本直到现在还侵占了我钓鱼岛及其海域，第二、日本在上个世纪侵略中国的战争赔款还没有赔付。日本新首相福田赳夫在没有完成以上两个前提之前，就要求中国和日本合作，这真应验了中国的一句俚语：“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而如果中国领导人在没有要求日本落实这两个前提的情况下就答应和日本的合作，那无疑于把钓鱼岛和中国人民的情感一切抛弃在东海里了。中国新民党和我都相信，中国共产党政府在21世纪不敢再做这样的卖国贼行为。虽然他们在1949年以后，已经卖了大约41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 2、能不能跟我讲民族主义现在在中国的重要性？ 现在爱国的年轻人多不多？将来会有像2005年游行的那种大活动吗？ 答：民族主义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民族凝聚力。但是，民族主义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排外的民族主义，这是中国新民党和我都坚决反对的；二是敞开胸怀拥抱世界的民族主义，这是中国新民党和我都坚决拥护的。敞开胸怀拥抱世界的民族主义，是在融入世界民主潮流的基础上，捍卫本国领土、捍卫本国本民族的民族文化特色。目前，中国新民党要做的一个艰巨的工作是，一方面向国人启蒙民主，一方面提倡国学，反对马学对国学的毁灭性“西化”。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西化已经几乎彻底把国学消灭殆尽。捍卫国学传统，是当代每一位中国人的历史使命。 当前，爱国青年很多，但是他们的爱国勇气有待考验。口头爱国者要远远多于行动爱国者。至于您问到2005年的反日大游行，我想如果日本不把钓鱼岛交还给中国，中国爱国青年针对日本的游行将永不停息。但是，如果是针对中国的一党专制主义的，中国新民党的策略和计划是“21世纪的和平民主革命形式”，即非暴力不上街的在家革命，而非街头革命。 3、在您写给胡锦涛和温家宝的《探讨21世纪中日关系新思维》的公开信里，您先给两位领导人讲了一个故事，说你有一位在电视台实习的学生，中共宣传部的官员告诉她不可以报道南京大屠杀，因为会破坏中日友好关系。2007年“12·13” 有没有发生这种事情？这种事情很正常吗？ 答：这个小故事就是发生在2007年“12·13”（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祭奠日）前夕的。类似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很多。我在04年、05年免费为南京市民举办中国钓鱼岛的知识介绍，也被中共取缔，借口是“破坏中日友好”。其实，共产党这样做的目的有二，一是为了谋取利益而讨好献媚于日本，二是惟恐人民在反对日本右翼军国主义的运动中反对共产党的对日政策，最后演发成反对共产党的一党专制。 共产党作出这样的献媚的事情一点也不奇怪。对共产党来说，这是正常的。但是对中国新民党来说，这是不正常的。 4、The World 的报告说南京师范大学现在不让您当教授，是吗？ 答：我没有读过 THE WORLD的报告，但是这个消息是真实的。 不过我要指出你的一个错误，并不是南京师范大学不让我当教授的。因为南师大共产党的党办主任刘主任说是上级的决定。所以，你的问题应该纠正为“中国共产党现在不让你当教授，是吗？” 针对你的这个新问题，我的回答，才可以是“是的”。 至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不让我当教授，只要是稍微有些智力的人都知道！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法律都规定了必须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所以，所有提出多党竞选的人就是反党。 而共产党又一直认为大学是为共产党培养一党专制接班人的地方，怎么能让这个叫郭泉的男人在课堂上培养未来多党竞选的民主人才呢？于是，共产党不让郭泉当教授就很好理解了。 这在民主制国家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而在共产党国家却是共产党的一贯做法。 类似的情况很多，我举一个我的本家郭罗基教授的例子给你看。 郭罗基教授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上世纪80年代，因为郭教授有民主思想而被邓小平驱逐出北大，邓“总设计师”说：“这种人怎么能在北京大学教书呢？”于是，郭罗基被调到了南京大学哲学系。上世纪90年代，江泽民到南京视察，又省略了几个字，说“这种人怎么能教书呢？”于是，可怜的郭教授和我一样，被调去当了图书资料员。 最有意思的是，中国共产党的老祖宗毛泽东也作过图书资料管理员。最后毛却成功颠覆了中华民国。 当然毛是用专制颠覆了民主。而我们却正好相反。 5、你的这些公开信有了什么结果？ 有没有人回答你？ 答：任何事情都有结果，我的这些公开信当然也不例外。 我的公开信的主要内容有二，一是呼吁终结一党独裁，尽早实行民主政改；二是立即解决我的公开信里提到的维权对象的生活实际问题。 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一个都没有解决。但是共产党却很快对我有了另外的一个回答，那就是把我调离教学岗位，解聘了我的教授职务。另外还派出鹰犬警察抄了我的家，没收我的三台笔记本电脑和相关的所有电子附件，以及我的维权资料，还有我家日用的银行卡。 中国共产党用这样的方式回答中国人民的提问总是从来都不拖泥带水的。 6、谢谢！ 答：不谢！应该说感谢的是我，因为你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找到我采访我，这就是伟大真诚的美国人民对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的最好的支持。谢谢你，马语琴！谢谢你们，美国人民！ 郭泉：民主先声95 ：中国必须在保护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前提下，汇入世界民主浪潮 年前，收到英国的汉学家朱丽叶·洛弗尔（Julia Lovell汉名蓝诗玲）女士的来信。她是《鲁迅全集》和张爱玲作品的翻译者。她说她最近准备写一部关于鸦片战争对中国近现史的影响的书，想得到我的帮助。给了我12个问答题，要我回答。 我先来介绍一下她。 Julia Lovell，中文名蓝诗玲，英国剑桥大学现当代中国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交流学者，现任剑桥大学汉学系教授，翻译作品有《鲁迅全集》、《色·戒》（张爱玲）、《马桥词典》（韩少功）、《我爱美圆》（朱文）等，并著有《长城：对抗世界三千年》、《中国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追求》等反映中国文化的作品。 蓝诗玲女士通晓英、中、法和西班牙四国语言。她1997年来到南京大学学习汉语。当时我在南京大学哲学系攻读哲学博士，她在南京大学的“中美文化交流中心”读书。8个月后，她学成回国，到剑桥大学攻读现当代中国文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并于2002年毕业。毕业后来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2005年，英国企鹅经典文库（Penguin Classics）收入钱锺书先生的名作《围城》。针对此事，她在英国《卫报》刊出长文，以《大跃进》（Great leap forward）为题，回溯中国现代文学走向西方的历史，并剖析了其在西方始终影响甚微的原因所在。受到华文世界的瞩目。 她的专著《长城：对抗世界三千年》（The Great Wall:Against the World 1000BC-2000AD）已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分别在8个国家出版。 来信全文如下： 郭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同意回答我的问题，如下： 1、您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您个人背景？ 2、您能不能给我介绍您怎么看当代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当代中国跟世界的关系？ 3、当代中国应该怎么对待世界最好? 4、您目前的思想和想法来源于什么渠道或者影响? 5、您怎么看中国近代史? 您是否觉得当代中国还需要牢记这个近代史?哪些方面? 为什么呢? 6、我目前在研究鸦片战争对当代中国显示的影响，您能不能给我介绍您自己怎么看这个战争，和其对近、现、当代中国的影响? 7、您觉得当代中国人都很爱国吗? 还是您觉得他们的爱国精神太淡漠了? 8、您怎么看去年的冰点事件? 9、您觉得近、现、当代中国的问题和困难主要是有外来的原因，还是内部的来由? 10、您觉得中国已经很强大吗?西方有一些思想家觉得中国强大之后肯定要复仇西方国家先前对她的侵略行为。您觉得他们有道理吗? 11、您是否以为您本人是一个愤青?您怎么看这个概念? 12、您觉得您的思想在当代中国有代表性吗? 请原谅我非常笨拙的中文，希望您能看得懂!谢谢! 祝您 新年快乐! 蓝诗玲敬上 才做完我的美国记者朋友Mara（汉名马语琴）代表美国纽约New Republic周刊开出的问答题，又要做英国朋友的问答题了，这实在是个忙碌的新年伊始。 回答如下： 1、您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您个人背景？ 答：我1968年5月8日生，按中国人的说法，今年“四十不惑”了。中国人之所以说四十才能“不惑”的原因是三个，一是学历，二是工作，三是社会活动。 我的学习生涯比较复杂，从大学到博士后分别的专业是中英文秘书、法学（社会学）硕士、哲学（中国哲学）博士、文学（文艺学）博士后。硕士、博士都是在南京大学在职攻读的、博士后是在南京师范大学做的。博士论文是《隋唐佛教圆融思想研究》（专著）、博士后论文是《自由与文学》（专著）。还出版过一部研究安徒生《海的女儿》的专著《解构主义的童话文本》。 我的工作也比较复杂，90年大学毕业以后，先是在江苏省金陵汽车运输公司做政工干事，然后是南京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秘书和《改革与开放》杂志编辑，再后又做过5年的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庭的法官。1999年至2001年我在南京师范大学做博士后研究。2001年留校工作，担任过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等。 我的社会活动就更复杂了。我提倡国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国民教育体系，创办过金陵国学馆（南京）；我首倡21世纪的中日关系新思维，提倡在彻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前提下进行“亚洲经济共同体”的建设；我还设计出“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政治体制”模式，在此模式下帮助中国维权群体进行民生和民主的斗争。 以上三方面的思维和行为，就构成了我全部的背景。 2、您能不能给我介绍您怎么看当代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当代中国跟世界的关系？ 目前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与其应有的大国地位极不相称。这是因为中国目前还处在一种很落后的专制主义时代。所有专制主义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都是很糟糕的，目前的中国也不例外。而且，专制主义国家与世界民主浪潮也是格格不入的，这点中国就更不例外了。目前的专制主义政权也渴望获得崇高的国际地位并想和世界人民搞好关系。但是，他们的专制主义思维和行为早已被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唾弃。 中国目前的专制主义政府不能代表勤劳善良勇敢友爱的中国人民。中国人民是渴望民主、憎恶专制的人民。中国人民在世界人民的支持下，一定有能力使得中国变成一个伟大的热爱和平的民主国家，中国必将获得全世界人民的尊敬，赢得崇高的国际地位。 3、当代中国应该怎么对待世界最好? 答：中国应该以博大的胸怀、负责任的态度对待世界和世界人民。这取决于中国能不能以民主中国的面貌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这一民主中国的基本理念是“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政体”。民主中国对内善待人民、实行全民福利的经济政策，对外崇尚和平反对侵略，并支持和声援还处在专制主义时代的人民终结其本国的专制独裁政权。 民主中国将在21世纪提供给全世界更大量的物质产品，让全世界人民充分享受勤劳的中国人民的劳动产品。同时，中国也将在21世纪赋予这个美丽的星球以最文明、最善良的精神力量。让全世界人民都称赞这个既有优秀传统文化又有现代民主政体的伟大国家给全世界人民带来的和平和帮助。 4、您目前的思想和想法来源于什么渠道或者影响? 我目前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民族主义方面，但是我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表现是盲目排外、闭关锁国、固步自封，这是我坚决反对的。第二种民族主义是在捍卫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敞开胸襟、欢迎全世界追求民主、热爱和平的各国人民。我属于第二种民族主义者，我既爱中华各民族人民，也与世界各民族人民友好相处。 这方面的思想来源于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研究。《论语》首段里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就是这个开放思想的最直接基础。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学理层面统称国学。国学教导了我不仅要爱中国人也要爱天下人。“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都说了这个道理。 二是民主主义方面，我完全认同“人生而平等”、“人人皆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的普世价值观。这方面的思想一是来源于我的宗教信仰，二是来源于我的社会学和哲学基础。 我是在1995年信靠基督并受洗的。我做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已有12个年头了。基督教教义是一种具有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理念的人类普世价值观念。基督教思想里发展出的民主理念深深影响了我的思维。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基督教民主方面的书籍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当然，我只接受基督教的民主伦理，而不赞同资本主义的经济分配形式。其实，目前欧洲民主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融入社会主义理念改善社会财富不均是一个很成功的模式。所以，在经济分配形式方面，我提倡“全民福利的经济政策”。 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的基督文明是推动世界发展的两大源泉。 提倡圆融思想的中国人民理应让这两朵人类文明的奇葩同时盛开在中国大地上。 5、您怎么看中国近代史? 您是否觉得当代中国还需要牢记这个近代史?哪些方面? 为什么呢? 答：中国近代史是一个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的断代史，其中有屈辱的回忆，也有辉煌的篇章，有值得我们当代人庆幸的历史转折，也有让我们扼腕叹息的历史悲剧。 长期以来中国是个与世隔绝的封闭国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方式和重农抑商的农耕文化，限制了工业技术的发展。甚至连一些机械设计都被古代中国人认为是雕虫小技、不务正业。在中国这样一个超稳定的农业大国里，工业技术想要得到提升的唯一办法就是应付战争的需要。而中国的华夏民族两千年来只遭遇过匈奴入侵、五胡乱华、蒙元入侵、满清入关这四次大规模的民族战争。而这四次民族战争全部都是发生在冷兵器为主的时代，战争的科技含量极其低下。满清入关之后，继续执行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方式和重农抑商的农耕文化，甚至还保留了胡服骑射的落后战争观念。 就在清朝满足于长城内的农耕骑射欢娱宴乐的时候，西方开始了工业革命。18世纪中叶，英国人瓦特改良蒸汽机之后，由一系列技术革命引起了从手工劳动向动力机器生产转变的重大飞跃。随后传播到英格兰到整个欧洲大陆，19世纪传播到北美地区。 等待中国发现落后之时，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已经开到国门了。 落后就要挨打！我想这就是当代中国人要时刻牢记的历史教训。 “落后”分为技术落后和政治落后两种。满清之中国，技术和政治均为落后。“洋务运动”的目的在于提升中国的技术而不是改善中国政治。我们知道，技术可以通过学习和购买的方式提高，但是专制集权者却不想改变落后的政治体制。专制统治者提升技术的根本愿望在于更好地捍卫专制统治。 而这个专制政治的问题，近代史没有完成，现代史也没有完成，于是这一终结专制独裁统治的艰巨任务就落在了我们当代人的肩上。 6、我目前在研究鸦片战争对当代中国显示的影响，您能不能给我介绍您自己怎么看这个战争，和其对近、现、当代中国的影响? 答：上题已经介绍了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为基本特征的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在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封建社会内部虽然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但是发展缓慢，倍加艰难。 正当清朝国势日趋衰落的时候，欧美资本主义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18世纪60年代开始了工业革命，大机器工业逐渐代替工场手工业。1835年，英国已拥有蒸汽机1950台，纱锭900万枚。年产生铁102万吨，煤3000万吨。1840年，英国工业产量已占世界工业产量的45%，出口总值也由19世纪20年代初的每年3000余万镑，增加到5000余万镑。与此相适应，工业城市相继出现，交通运输业发生巨大变革，军事工业也在急剧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力量的增强和军队武器装备的改善，使英国具备了用武力拓展其海外市场的能力。 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一个影响百年中国的大事件是中英战争。这个战争在中国被叫做“鸦片战争”。其实，这场战争只是一种贸易战争的军事化而已。这场战争起源于中国的贸易壁垒，战争的结果却使得我们走向了世界。 下面我来分析一下中英战争爆发的真实原因。鸦片战争前夕，中外海上贸易80%是中英双边贸易。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对英贸易每年保持出超二三百万两白银的地位。1765-1769年间，英国输华商品总值是1192915两白银，中国输英商品的总值则是2190619两白银，中国贸易出超达997704两白银；1795-1799年间，英国输华商品总值为5373015两白银，中国输英总值则为5719972两白银，中国出超346957两白银；1830-1833年间，英国输华商品总值为7335023两白银，中国贸易出超额则高达2615263两白银。我们再从中英双边贸易的商品构成看，英国输华商品主要是毛织品(各种呢、绒)、金属品(以铅料、锡料、铜料为主，也包括少量金属制品，如刀、钟表等)和由印度来的棉花等。由中国输往英国的货物主要是茶叶、生丝、土布，此外还有丝织品、陶瓷、糖、大黄、樟脑、水银等。由于中国社会还处于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对西方包括英国的工业品有一种本能的抵制作用，因而英国的工业品在中国没有多大的销售市场。相反，中国的茶叶、生丝、土布及其它土特产，在西方销路很广，深受消费者欢迎。1781-1790年间，中国输入英国的商品额，仅茶叶一项，就达英国同期输华商品总额的6倍。1821年英国运至广州的印花布、剪绒及天鹅绒，亏本达60%以上，1826年输入的棉布，也亏本10%左右。当时所有的英商都哀叹，在中国“销售英国棉制品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甚至，从1757年到1835年，清政府先后公布《防夷五事》、《民夷交易章程》、《防范夷人章程》等条款，对外国人的商务活动、居留期限、居住场所、活动范围、华夷交往等都作了规定。主要包括：禁止外商在广东过冬(每年五六月进口、九十月间出去)；外商到广州，必须住在洋行为他们修建的“夷馆”内，外商不得雇用中国仆妇；禁止偷运枪炮到商馆；外国妇女不许居住广州夷馆；禁止洋人兵船闯入内河；不得偷漏税款；严格禁止中国人向外国人借贷资本；禁止粮食(包括豆类)、铁及铁器(包括铁锅、铁钉及一切废铁)、硫磺、硝及中国史书出洋；不准外国人像中国官员士绅一样坐轿、乘船游玩等等 为了改变不利的贸易局面和对外国人诸多限制，1793年，英国派马戛尔尼公爵来到中国，提出了在北京设立商馆，开放天津、宁波、舟山等口岸，割取浙江沿海岛屿、减轻税率等要求。这些要求均被满清政府驳回。乾隆在给英王的信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1816年，英国派遣阿美思德使团来华交涉，除要求清政府放宽对广州的贸易限制外，又重申“马戛尔尼要求”，仍遭拒绝。 这样，无论是正常商品输入也好，还是通过外交途径强力交涉也好，英国都未达到打开中国大门，扩大贸易的目的。 但是，英国人很快发现中国人不需要英国出产的毛织品、金属品，但是中国人却喜欢鸦片。 于是，英国开始对华出售鸦片。1830年，英国输华商品总值为21906754两白银，其中鸦片竟占12222525两白银，而中国输往英国的商品总值则为13049574两白银。依靠鸦片贸易英国资产阶级终于扭转与中国在正常商业贸易中的逆差局面。 鸦片输入使清政府的吏治更加腐败，军队丧失战斗力。粤海关从鸦片走私中受贿，地方督抚乃至禁烟缉私的官员兵弁，也直接或间接从鸦片走私中获利。 鸦片贸易使得中国的烟民数量骤增。1835年鸿胪寺卿黄爵滋谈及京城八旗兵的情况，说：“近见有三五成群，手提雀笼雀架，终日闲游，甚或相聚赌博。问其名色，则皆为巡城披甲，而实未曾当班，不过雇人顶替，点缀了事。”遇有上级校阅检查，“率皆移东补西，或一人领充数名，或暂雇贸易之人支应塞责，彼此包庇，狡狯百出，虽大吏亦无可如何”。 到1838年，中国约有200万人吸食鸦片。鸦片使人“精枯骨立，无复人形，即或残喘苟延，亦必俾昼作夜。外则不能谋生，内并不能育子”；“片时之烟，耗数十日之费。未几，百亩尽消，囊空莫告，富豪之子，转而困阨乞丐者多矣。” 面对烟祸泛滥，国势日衰的局面，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有识之士痛陈鸦片的祸害，提出 禁烟主张，形成以湖广总督林则徐、鸿胪寺卿黄爵滋、兵部给事中许球为代表的严禁派。首 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大学士琦善、太常寺卿许乃济为代表的弛禁派。1838年6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书道光皇帝，建议采取“重治吸食”的办法，以抵制鸦片的输入。湖广总督林则徐大力支持黄爵滋的主张。林则徐指出，鸦片“流毒至于已甚，断非常法之所能防，斩挽颓波，非严蔑济”。“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道光帝感到鸦片输入将造成财源枯竭、军队瓦解的严重局面，于1838年12月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州查禁鸦片。 1839年3月，林则徐到达广州，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严拿烟贩，整顿水师，惩办不法官弁。他责令外国鸦片烟贩将趸船上所有鸦片，造具清册，听候收缴。并令其出具甘结，声明“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林则徐下令停止中英贸易，派兵监视洋馆，断绝广州与澳门之间的交通。 1839年4月上旬至6月下旬，林则徐在虎门销烟。1839年8月，中国禁烟的消息传到伦敦。 9月30日，曼彻斯特39家公司和厂商联名致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希望政府能利用这个机会，将对外贸易置于安全的、稳固的、永久的基础之上”。 10月1日，英国内阁会议决定派遣舰队到中国，并训令印度总督就近支援。1840年2月，英国政府任命懿律和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并派懿律为“对华作战英军总司令”。4月，英国议会通过了对华战争案。6月，以懿律为司令，由48艘船舰、540门大炮及4000多人组成的英国“东方远征军”陆续到达中国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1842年8月中国战败，中英双方签定《南京条约》。 1851年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太平军开展了反洋斗争。1856年发生亚罗号划艇事件和马神甫事件，1856年10月英、法两国对华宣战。1860年10月，英法联军在北京洗劫和烧毁了融汇中外建筑艺术精华的万园之园——圆明园。英国人承认：“我们就这样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你想象不到这座宫殿有多么华美壮丽，更不能设想法军、英军把这个地方蹂躏成什么样子”。1860年11月 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终，中英、中法签定《北京条约》。 中英战争，第一次使得中国与世界贴近，也促使中国融入世界。中国人在见识到西方工业文明的坚船利炮之时，也感受到了落后的屈辱。这一切导致了中国社会思想文化领域发生显著变化，其特征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观念形成和对西方宪政思想的研究和思考。 “师夷长技以制夷”观念是技术层面的，而对西方宪政思想的研究和思考，却是政治层面的。例如，龚自珍倡言变法改革。他立足现实，联系历史，提出“更法”、“改图”、“变功令”的改革主张。他指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肯定改革是历史的必然，痛斥那种“拘一祖之法”而不思变革的主张。 魏源赞扬美国州长和总统选举制度，“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并把瑞士“不设君位，惟立官长、贵族等办理国务”的联邦制称为“西土桃花园”。猛烈地抨击清朝封建统治者的复古守旧思想，力主改革社会风气。他指出，“小变则小革，大变则大革，小革则小治，大革则大治”；“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简易而能变通之法”。“变古愈尽，便民愈甚”。 中英战争之后，外国廉价工业品的输入，使中国封建社会原有的农民家庭手工业和城镇手工业受到世界工业的影响。农业中商品经济作物比重增大，农民出卖自己的农副产品，换取日用工业品，与市场紧密地联系起来。 中国开始进入世界市场。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 鸦片战争虽然是一场侵略战争，但是却使得中国得到了两样来自世界的礼物：工业文明和宪政观念。这两样礼物，无论其进入方式是多么屈辱和罪恶，但是，却实实在在地影响了中国的技术和政治两个层面。 目前，在技术方面，中国早已与世界接轨；在政治方面，虽然中国的宪政之路还没有完成，但是，中国人民在打开国门之后早已知道了民主宪政要比专制集权优越。 中国人民正在为此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但是，中国人民坚信，专制即将结束，民主即将到来。 7、您觉得当代中国人都很爱国吗? 还是您觉得他们的爱国精神太淡漠了? 答：我想，任何人都会认为自己是爱国者的，但是爱国的方式因人而异。甚至有人自认为自己爱国，结果却成了卖国贼。但是，历史是看结果的，不看任何人为自己的辩护。 目前中国，在爱国主义方面有三种思维： 一、部分中国人的爱国意识被过度的利益追求和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教育胁迫，而变得十分不确定。过度的利益追求使得很多中国人认为“挣钱”就是爱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教育使得更多的中国人认为“爱党”就是爱国。“挣钱”使中国人变成了经济动物，“爱党”使中国人变成了“党奴”。 二、言语文字层面的爱国者。其实，一切正直善良、对国家有历史使命感的中国人，都是反对把“挣钱”和“爱党”作为爱国的。爱国，分为言语文字层面的和行动层面两个大的方面。言语文字层面的爱国，例如撰写文章向国人介绍目前还被日本占领的我钓鱼岛情况；例如撰写文章向国人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例如撰写文章向国人介绍如何把中国建设成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等等。其实，用言语文字来表达爱国情怀，也就是一种行为。虽然，言语文字不是行动，但是却可以煽动行动。 三、行为层面的爱国者，例如组织并参与保卫钓鱼岛的行动（宣传或出海）；例如开办介绍国学的国学讲座和国学馆；例如参加各种要求中国终结独裁的民主运动，等等。 中国的全部历史，就是由后两种中国人撰写的。 而行为层面的爱国者注定是永垂不朽的！因为，一切做出伟大爱国主义行为的人，不仅要有一颗爱国的心，更要兼具才、胆、识、气！ 8、您怎么看2006年的冰点事件? 答：“冰点”是北京《中国青年报》著名的新闻品牌栏目，创刊于1995年1月6日。 “冰点”最初叫“冰点新闻”，是每周出刊一次的专题新闻版，内容包括专题新闻和时事评论，其发刊词指出：“更多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与想法，更多发表一些人所未言的真知灼见”。由于其敢于言论、关系民众与社会命运的风格，一直很受读者欢迎。 1998年在该版开设专门发表时事评论的栏目“冰点时评”。1999年11月改版为“青年话题”版，并保留“冰点时评”。另外开设专题长篇新闻版“冰点周刊”。 但是，这一深受人民喜欢的报纸，却受到中国共产党的严格审查和百般指责，以至停刊整顿。例如： 2005年5月25日刊出龙应台撰写的《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因首次客观真实地向大陆人民介绍了台湾几十年来的变化和发展，而被中国共产党宣传部批评为“处处针对共产党”。 2005年12月7日刊登胡启立著《我心中的耀邦》，该文为中青报16年来首篇纪念胡耀邦的长篇文章，刊后中国共产党宣传部立即批评“冰点”擅自刊发该敏感话题，是违反了中国共产党规定所有媒体“不得有自选动作”的报禁政策。 2005年6月1日刊出的《平型关战役与平型关大捷》，因首次在中国大陆官方媒体上报道了国民党军队在此次战斗中的壮烈牺牲，而被中国共产党宣传部批评为“没有塑造共产党的抗日形象”。 2006年1月11日，第574期《冰点》周刊刊登中山大学哲学系袁伟时教授《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引起中共中央宣传部强烈不满，在中宣部新闻局2006年1月20日内部发行《新闻阅评》第34期上进行了严厉批评文章“为早定结论的历史问题翻案，在党的思想阵地上不止一次地散播有严重错误的观点”，“是对我们党倡导的社会主流文化的恶意诋毁”。 2006年1月24日“冰点周刊”被中国共产党下令停刊整顿，同日下午5时中国各大媒体接到中宣部、国务院新闻办、北京市新闻局等部门的通知，禁止中国大陆其他媒体报道“冰点周刊”停刊事情。2月16日，主编李大同、副主编卢跃刚被免职。 其实，袁伟时的文章只是导火索而已。中国共产党早就蓄意打击“冰点”了。这是中国共产党“报禁”专制主义长期作祟的集中爆发。这是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又一罪证。 中国必须立即终结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立即解除报禁，开放党禁。 人人皆知“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的道理，而只有中国共产党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还在倒行逆施其极其反人类的“报禁”、“党禁”等专制主义，这只能让人民看到他们的心虚。2006年1月24日，共产党发文通知禁止中国大陆其他媒体报道“冰点周刊”停刊事情，受到国际国内的一致谴责。2007年11月，中国共产党针对我的数封致胡锦涛、温家宝等人的公开信，这次他们心虚到只敢以“口头通知”的方式禁止中国各新闻单位报道。 中国共产党对“冰点”的停刊整顿以及对最近的公开信的封杀，使中国人民彻底认清了其邪恶本质。 9、您觉得近、现、当代中国的问题和困难主要是有外来的原因，还是内部的来由? 答：中国的近现代和当代，发生了很多问题和困难，主要的有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中国近代史的主要问题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如何面对世界贸易大市场的问题。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满清政府的闭关锁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最后西方的工业文明终结了中国的自然经济模式。这一阶段的问题的形成是内部体制拒绝对外开放造成的。中国的政府不愿意开放，中国的人民也不愿意开放，所以，必须通过外部力量来加以促进。但是， 但是，外因是条件，改变事物的决定力量却是内因。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制国家，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无一例外都是通过战争来实现朝代的更迭的，这是所有封建王朝的本质特点。任何一个王朝，哪怕再不会治理国家，都不愿意把江山拱手让人。于是代表新思想的力量只能通过武装力量来获取政权，实现朝代的更迭。 二、中国现代史上的问题，主要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亚洲政策的矛盾造成的。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发动的辛亥革命，在三民主义的旗帜带领下，推翻了满清皇帝的家天下。孙文先生的三民主义是民族、民权和民生（三民主义在社会发展中实际运用的顺序是民族、民生和民权）。孙中山在革命成功后，还设计了“军政”、“训政”、“宪政”的三步走的三政革命路线。孙中山的这两个思维是根本不可分开的，其实质是认为解决民族的问题（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必须依靠军政，解决人民的民生问题靠的是训政（一党专政），而让百姓拥有民权，靠的是宪政（多党竞选的民主体制）。孙先生认为，未来社会的前进，靠的不是暴力革命，而是宪政，即多党竞选。但是，军政之后，必然需要恢复因为战争而遭受破坏的社会建设，这个时期直接进入宪政，无论经济条件还是民智条件都是不够的，于是，在军政和宪政之间，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孙先生安排了一个训政步骤。北阀战争后，结束军政统治，百废待兴，国民党按部就班地实行“训政”。训政时期的特点是发展教育、开发民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就是民生的内容。 但是，就在中国一切欣欣向荣的时候，日本人的枪炮打碎了中国人的强国梦。国民党被迫重新实行“军政”，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 这一时期的问题，是外部原因造成的。问题的最后解决除了作为内因的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外，美国为首的盟军作为外因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三、二战结束后，国民党立即从“军政”转向“训政”。而此时的共产党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等民主党，纷纷要求国民党实现“宪政”，即多党竞选的民主政治。但国共双方都存有私心，惟恐自己在竞选中被对方消灭，而没有彻底的要求宪政的决心。于是，内战爆发。内战中，共产党向人民承诺要建立民主中国，于是得到了中国人民的全力支持。1949年，中国共产党成功颠覆了中华民国，把中国国民党驱逐到了台湾。 这一阶段，有国共两党的内部争斗问题，也有前苏联和美国的外部对抗的原因，情况十分复杂。 四、1949年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中国共产党在给了各民主党一些“副主席”和“副部长”的位置外，闭口不提“民主宪政”。1957年，民盟中央的罗隆基、章伯钧、储安平等领袖在共产党“党政”八年之际要求实行“宪政”，结果却被共产党打成“右派”，更多的民主人士被送入牢狱，迫害致死。从此，民主党派噤若寒蝉，“宪政”无人敢提，直至今日，中国还处在专制主义统治下。 中国当代史上的所有的社会问题，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实施了一党专制，缺乏权力制衡。“制衡”是民主的操作核心。权力必须要制衡，否则就不存在民主。任何一个不受制约的权力都会异化成人民的敌人。政党也是如此，一党执政，而没有在野党，这个执政党就不会受到制约的。 中国当代史的这一问题的由来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问题的解决，必须靠中国人民的民主运动和世界民主浪潮的推动。 10、您觉得中国已经很强大吗?西方有一些思想家觉得中国强大之后肯定要复仇西方国家先前对她的侵略行为。您觉得他们有道理吗? 答：一切专制主义的统治在技术力量方面都是很愿意强大起来的。他们强大的目的在于，他们可以毫不留情地屠杀国内一切反对专制的人民，扼杀禁锢不同的声音。他们强大的目的还在于，他们可以毫不含糊地对比他们弱小的国家耀武扬威。 但是，一切专制主义都是纸老虎，他们必将在世界民主力量面前，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中国专制当局目前在军事力量方面是极其渴望强大的。但是，真正强大的力量他们根本不具备，那就是对民主的热爱和对和平的愿望。他们想强大的真实内心世界是想最好地捍卫他们的专制统治、镇压人民的起义和武力统一台湾。 至于说到强大的中国是否会报复英国等其他曾经入侵中国的问题，我想，如果中国继续处于专制集权统治下，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如果中国成为了“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的民主中国，哪怕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中国也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最好朋友。 因为只有专制主义才导致复仇，而民主制度提倡和谐和解。 全人类必须团结在自由民主的大旗下。共同生活，共同发展。反对专制，反对战争。 11、您是否以为您本人是一个愤青?您怎么看这个概念? 答：“愤青”这个词原本出自您的祖国——英国。1945年二战结束，在战后的英国出现了带有强烈反抗情绪的作家流派，他们自称“愤怒的青年”。“愤青”派作家大多出身社会下层，毕业于普通大学而不是牛津、剑桥之类的名校。他们同情下层人民，直言不讳地抨击中产阶级生活方式、道德伦理和阶级偏见，蔑视英国的现存秩序，尤其是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的伪善与平庸。他们有的还以自己的下层阶级生活方式为荣，向中产阶级的妄自尊大与装腔作势提出挑战。他们的出现反映了青年一代对战后现实的不满和挞伐, 他们以其正义性的英勇斗争激励着全世界青年。 很显然，“愤青”这个词的原初意义是民主意义的。但是，“愤青”这个词传入“专制中国”的时候，是不可能被提及其原初意义的。于是，“愤青”一到中国，就只能被赋予民族意义了。 1985年8月15号（8月15号是日本战败日）日本首相中曾根在甲级战犯供奉到靖国神社以后，以首相的身份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从这一天起，中国也出现了“愤怒的青年”。随着日本首相多次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日本有关部门篡改教科书，以及有关钓鱼岛和东海纷争的闹剧愈演愈烈，中国“愤怒的青年”和“愤青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 很显然，英国的愤青针对的是本国政府，而中国的愤青针对的却是日本政府。造成这一切的，不是别人，正是日本政府自己。因此，中国的愤怒的青年，是愤怒的、爱国的、有民族正义感的青年。 “愤青”的准确内涵，是时刻寻找机会用外在行动把内心思想（愤怒情绪）表现出来的青年，“愤青”最主要的特征还有一个，即“愤青”为了表达内心思想而根本不在乎自己的行动是否触犯法律。甚至，很多“愤青”的愤怒对象就是专制主义的宪法和法律本身。 除了“民族主义愤青”外，21世纪中国还出现了原初意义上的“愤青”，即“民主主义愤青”。 我在2006年底被中国的一张著名报纸《南方都市报》确定为中国两大“愤青”之一，还有一位是2001年8月14日在日本的靖国神社涂鸦而被日本判刑而被驱逐出境的冯锦华先生。 2006年12月27日的南方都市报A特222版发表了一篇题为《民族情绪激进与理性拉锯》的文章，在其中一段“两个著名愤青”里这样介绍了我，“另一名愤青郭泉在2005年的出场同样和日本有关。2005年1月30日晚上，这位南京师范大学的副教授自备破坏工具前往安徽歙县，目标是日本人在当地修建的王直墓。有史书指控这个生前勾结倭寇的明朝人，里通外国、联手走私，顺带做些杀人越货的勾当。” 以上事件使我被界定为“民族主义愤青”。2007年11月14日，我上书国家主席胡锦涛，随后在一个月内又连续发出了八封致国家领导人和中国各界人民的公开信，并在2007年12月17日被中国新民党推选为代主席，而成为“民主主义愤青”。 “民主主义愤青”从本质上是从属于后现代的。我们反对专制集权主义，我们强调丢弃专制、抽象、冷漠的思维倾向，主张带有激越的情怀去认知世界，主张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我们很愿意对自己的内心做一个表白，这个表白可能是言语的，也可能是行动的。行动的结果，可能成功可能失败，但是结果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我们在意的是行动的过程。为了自己的民主信念，哪怕入狱被杀，我们也从中得到满足和荣耀。 我们一路咆哮、张扬荣耀；热情地裸露沸腾的不羁血液，努力冲破专制主义的束缚枷锁，追寻每个人心底最初的自由意志。 “民主主义愤青”正在以最快的速度从边缘角落跻身中心论述的地位，挑战专制主义的组织生活方式和思维范式。 附上我以前写的一篇有关“愤青”的小文，以使您对中国愤青有进一步的理解： 《而立之年：冯锦华、薛义和我》 一、我们都是而立之年 二、我们都是研究生毕业 01年，冯锦华31岁，原东京博朗思特国际电话公司职员。毕业于日本东洋大学法学部，获得法学硕士学位。 05年，郭泉37岁，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07年，薛义，34岁，日本某公司软件工程师。前沈阳东软商用事业部，研究生毕业。 三、我们都坚信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 冯锦华：“有什么好着急的呢？我的想法从来没有变！” 郭泉：“我砸就砸了，我不觉得对我会有什么后果！” 薛义：“我一直有自己的原则和立场，如果不做(这件事)，我不知道今后将如何面对自己” 四、我们都今生无悔 冯锦华：“做那种事情是不会后悔的。” 郭泉：“既然已经公开出来就不怕承担什么后果” 薛义：“我并没什么可后悔的。这件事肯定会影响我在日本的工作，也就是说，我可能不会留在日本太长时间了。因为按照日本法律，毕竟我的行为属于刑事犯罪。但是我本人无所谓。” 12、您觉得您的思想在当代中国有代表性吗? 答：中国人从思想上只分为两类人，一是捍卫“共产党垄断社会财富的一党专制主义”的“党奴”，这种人大约有几千万。随着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高层“党奴”手里，“党奴”总人数可能还会更少。另一类人是力倡“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主义”的人民。除“党奴”外，13亿中国人民都是渴望民主的。这是中国的多数派。但是，中国的一党专制，不是“票决”的民主政治，而是强权政治。 我想，我的思想是能够代表渴望民主的13亿中国人民的。当然，共产党说他们“三个代表”。但是，他们却不敢让人民投票选择人民认为可以代表人民的政党。 虽然，没有人选他们代表人民，但是这一点不影响那占少数派的“党奴”，随时可以杀掉我。他们做这些事情来，与他们掠夺人民财产一样，一点都不含糊的。 不过，我也相信，如果我被少数派“党奴”杀害，我一定会被13亿最终将走入民主中国的中国人民誉为“中国人民的民主（民族）英雄”。 中国人自古以来都提倡生前死后的好名声，而对身体的存活时间并不在意。例如“舍身取义”、“杀身成仁”、“见义不为无勇也”、“不成功便成仁”以及“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等。 这些词语和诗句，其实都在说一个道理，即人的好名声不只是在生前的，更是要死后的。 一般的人，死后也就没有人记得他了。但是，二十四孝的首孝舜帝，辞世数千年，中国人民还记得他的故事，这是因为他“立德”了；大禹也去世数千年，现在所有的中国人都记得他的治水功绩，因为他“立功了”；老子、孔子离开我们二千多年了，至今学校教室里飘出的“之乎者也”声仍不绝于耳，全世界各国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民都在学习他们的思想，这是因为他们“立言”了。 所以，我们知道，让我们永垂不朽的三不朽之事是：立德、立功、立言。 8月27日 民主先声86-91民主先声86：用纳税人税收建立的纪念馆，只能纪念人民追求民主解放的历程 今年夏天，我作为“和谐中华•民族之花江苏赛区”负责人率队到北京参加总决赛，赛事之余，我和队员穿着我亲手缝制的汉族本民族服装“汉服”到天安门广场参观游览。 我们以天安门为背景拍照。背对着天安门，面前的一座建筑让我思考良多，这就是毛泽东纪念堂。身边走过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访民，他们的苦难不只是写在他们的上访信件里，更写在他们脸上；北京街头随处可见的衣衫褴褛的乞讨者向我们伸出求助的手。看到这些苦难的国民，在看看这个奢华的私人纪念堂，我就在想，每年维修这个纪念堂的数百万上千万的费用要是用于救济国民，那该多好啊！ 人民的血汗钱，怎么可以让一个死人垫在尸体下呢？而活人却在街头流浪，在“马家楼”受折磨！想到这些，我不禁潸然泪下、独自神伤。 家天下时代，帝王再伟大究其根本也只是为了他的家族的荣耀；党天下时代，党主席再伟大，也只是为了他的党团利益的最大化。他们鱼肉百姓，只是为了愉悦。他们一切的荣耀都是以人民的苦难为代价的。权贵者的每一个灿烂的笑容，都伴随着无数百姓的愁容和泪水。 这个时代必须结束！ 用人民的纳税来满足专制者身前威福、身后纪念的时代必须结束！ 用纳税人税收建立的纪念馆，只能纪念人民追求民主解放的历程！ 一切私人的纪念堂，都只能由他们的后代私人出资。 2007年5月10日，台湾人民经过17年的奋斗，终于将“中正纪念堂”正式更名为“台湾民主纪念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人民的胜利！历史的胜利！民主的胜利！ 原“中正纪念堂” 所在基地的街廓范围历经清领、日本殖民时期至1961年，旧地为“营边段”，过去曾为陆军总部旧址。1975年4月5日蒋先生逝世，行政院成立筹备小组，决议结合民间捐款及政府出资并拨用国有土地兴建“中正纪念堂”。 这就是用人民的纳税用于私人纪念的明证。中国的毛泽东纪念堂也不例外。党天下的专制统治，其实质是完全一样的。 行政院的筹备小组经甄选海内外建筑师之设计后，于1976年10月31日动土施工，1980年3月底完成，并于同年4月5日正式对外开放，整体建筑设计以中国传统帝王建筑风格为其特色。 1990年春，野百合学运在此开启。这是一个伟大的改变台湾宪政历史的学潮，与中国的八九学潮的意义一样伟大。从此，不论是民间团体或各政党所发起的一连串台湾民主游行、社会运动，大都以此地为出发或汇集地，中正纪念堂成为大多数国人见证台湾民主化发展的共同回忆。 为纪念并彰显台湾民主发展之历程，在台湾人民长期不懈地呼吁与坚持下，2007年5月10日，台湾政府终于顺应民意，将“中正纪念堂”正式更名为台湾民主纪念馆，中正纪念公园也更名为台湾民主公园，整体命名为台湾民主纪念园区。 台湾民主纪念馆的设立，将展示台湾人追求民主的艰辛历程，并藉由相关活动史料、文件、影像数据的展示与教育推广，共同珍藏台湾得之不易的民主发展与成果价值。让台湾民主纪念馆的成立，达到促进历史和解与记忆共存的目的，为台湾民主前进注入新的生命力。 台湾人民的是伟大的人民。决定开放党禁、解除报禁的顺应民意还权于民的原中国国民党的领导人也是伟大的政治家。 因为，他们在风起云涌的民主运动中，终于认识到了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人！任何一个政党都必须是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否则，这个政党就丧失了存在的人民基础，而蜕变成一个赤裸裸的欺诈人民、剥削人民的人民公敌！台湾人民万岁！台湾民主万岁！ 郭泉：民主先声87：我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当然不用给神看，给人看吧 2007年12月14日，中国民主同盟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林振山教授向我递交了《关于开除郭泉民盟盟籍的决定》，称我“于2007年11月上旬在网上以中国民主同盟盟员的身份给胡锦涛、吴邦国发出公开信，宣扬要在中国实施西方的多党竞选政治制度。其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民主同盟章程相关条款。……为坚持中国民主同盟的政治主张和严肃盟的纪律，本委员会决定给予郭泉开除盟籍的处分。” 他们原本的如意算盘是劝退我，称“开除我政治成本太大”。而我认为我自退的成本更大，于是，我当然坚持“只接受开除，不考虑自退”。 其实，我对目前所做的任何事情都进行过周密、精细的计算，我甚至对我的所有政治文章的措辞的激烈和温和程度，以及我对内对外的性格态度都进行了准确的论证。但是，我却没有计算到民盟居然会愚蠢到开除我。这不是因为我挂一漏万、顾此失彼，而是我实在高估了对手的智力，我根本没有想到，在如此重大事件上，对手竟然如此不堪。只要他们能稍微计算下开除我的政治成本和收益之间的比例关系就可以立即作出合适的行为判断了。可惜，他们根本没有思维或是根本没有独立思维。就象我们上街买菜，看中了某样菜，我们一定想到是如何进行讨价还价，但是我们绝对想不到对方会说“免费奉送”或“有价不卖”。 中国民主同盟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对我的开除决定无疑就是这样一个极端的自杀行为。 他们的这一自杀行为，将使得中国民主同盟在21世纪的中国民主运动中丧失其伟大的历史遗产，丧失黄炎培、罗隆基、章伯钧和储安平等一大批伟大领袖视死如归、坚持终生的用血和生命换来的“民主灵魂”。这一行为，将使中国人民再次体悟中国所谓的民主党派从独立政党到“花瓶”再到“儿党”、最后堕落成“中共的民主党支部”的可耻历程。 但是，我个人认为不应该是民盟不会计算，而是他们背后的那个鬼魅计算错误，或者就是直接想要这个结果。因为，开除的决定，对民盟来说是极端不经济的。但是，好笑的是，这个决定对民盟背后的那个鬼魅也好不到哪里去。但是，鬼魅也许会认为，倒霉的是民盟而已不是鬼魅。其实，鬼魅的如意算盘也打错了。这只会向全国人民彻底暴露其邪恶本质。 我曾建议中国民主同盟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主委林振山教授、副主委余多慰教授和于正副研究员，我说开除我对民盟不利。他们也表示开除我的政治成本太大。但是，他们的面部表情十分复杂，流露出无可奈何的神情。林振山教授甚至还表示对被引进到南师大感到后悔，他说，如果不来南师大，就不会遇见如此棘手的事情了！他和我是南京大学校友，都是在2001年被引进到南师大的。我是1999年南京大学哲学博士毕业，到南京师范大学博士流动站做博士后研究。我2001年被引进到南师大文学院，林教授同年被引进到南师大地科院。 民盟开除我的消息被我封锁了3天。这三天我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我一直在思考是否要公开这个事件，期间对这个事件的所有涉案人员的未来处境也进行了全面的思考，但是，最后考虑到这个事件的重大意义，为了21世纪中国的民主事业，为了最广大的劳苦大众，我决定公开这个事件。公开这个事件的目的在于，让国人认识中国的执政党及其帮凶是如何打击中国人民的民主要求和民主思想的。我的七份公开信以及政论文集《民主先声》都是提倡人民当家作主的，都是提倡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的，都是提倡“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的。如果你们认为这样的思想不对，而你们的专制独裁对，那好，我们来一个全民公投呀，看看你们到底能得到多少选票！ 为什么不公投呢？怕什么呢？是怕人民不投你们的票吗？是的，这就是你们反对“票决”的根本原因！于是你们只提倡你们的“党决”，反对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 面对这样的反人民的执政思维，任何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正直、高尚的人都必然公然与你们决裂。我本不是共产党，如果是的话，我一定主动退掉这个党。但是我以前是这个党的预备组织的成员。虽然，已经超龄了十几年了，早已不是共青团员、少先队员了，还是声明一下退出好。当然不用给神看，给人看吧。 郭泉：民主先声88：中国新民党党章暨施政纲领 中国新民党党章 暨施政纲领 一 缘起和名称 二 宗旨和目标 三 与各党之关系 四 与各群众团体、宗教团体之关系 五 与台湾之关系 六 与各国之关系 七 党团注册、党员登记、党部设立和党主席选举 八 党的日常学习和活动 九 党费、党产和支出 一 缘起和名称 中国新民党由全国工人、农民、军人、教师、民族商人等多行业的维权组织在实际维权过程中，觉悟到中国的一切社会问题的总根源在于目前执政党的一党专制，而自发成立。 中国新民党原名“中国民生党”，是一个由多个无实际指导思想的松散的维权群体组合而成，大约形成于2004年底，但并无确切组党时间和文字记载。“中国民生党”着力关注并解决各自群体自身的维权问题。成员多为苦难的中国公民，人数相对稳定在1000万人左右。 2007年12月17日，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批具有民主思想的民主知识分子加盟，并建议“中国民生党”更名为“中国新民党”，即刻得到同意。 中国新民党，名称涵义其一为区别于被中国人民嗤之以鼻为“花瓶”的旧（伪）“民主党”。名称涵义其二为启蒙民主思想，使国民思维日新月异。语出《大学》首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 二 宗旨和目标 中国新民党是民主党。 民主党，是让人民当家作主的党。 中国新民党反对一党独裁专制统治、主张多党竞选、司法独立以及军队国家化等民主理念。 中国新民党在民族、民生、民权三方面的指导思想是： 民族方面，在反对专制、反对迫害的伟大旗帜下，努力实现中华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捍卫民族文化，推进国学教育。倡导并逐步实行国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教育思想。 民生方面，努力使中国人民深刻认识到如果没有民主体制即人民不能选择执政党，人民的生活是无法得到根本保证的。专制主义和专制权贵者，无时无刻不在压榨人民和侵吞国家财产。 民权方面，中国新民党捍卫天赋人权、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民权理念。民权是民生得以发生的基础。没有民权，民生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而民众只能嗷嗷待哺，等待专制政府拯救，而不是自己栽种生命的花园。民主制度的内在理念是“主权在民”，政府的权力是民众通过选举过程，按照宪法赋予政府的。民众手里的选票，一人一票，是制度层面上民众对政府权力的最根本制约。 中国新民党承诺与中国人民一起，奋力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 中国新民党誓言在人民的选举和监督下，真正实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中国新民党誓言惩治一切危害人权的犯罪行为，取缔一切反对人权的专制罪恶思维。 中国新民党的宗旨为：社会总财富除用于国防、国民公共建设外，必须按劳分配给全体中国人民，实行“全民福利”的经济政策。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并尽一切可能帮助人民实现这一天赋权利，实行“多党竞选”的政党政策。 中国新民党愿意接受人民的选择，始终与中国人民一道，捍卫自由民主这一普世的社会价值和社会理想。全力倡导并建设“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中国。 近期目标：奋力传播民主思想，促使政府解除报禁，开放党禁。 终极目标：实现人民可以自由组党并实施多党竞选的民主政治。 三 与中国各党之关系 中国新民党主张建立组党、结社自由的民主宪政的政治体制。 在这一体制建立前，中国新民党愿意与一切积极推动结束专制政体以建立民主宪政政体的政党合作。在这一体制建立后，中国新民党愿意与一切依法注册登记并合法发展的政党保持正常关系。 中国新民党反对任何形式的一党专制独裁统治！ 中国新民党与中国各党之关系为竞选关系。 中国新民党认为中国新民党在与其他各党的竞选中，获得最大利益的将是中国人民。 中国目前的政党略分为二，一是捍卫“一党专制独裁统治”的政党，诸如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共承认存在之“民主党”各党；二是反对“一党专制独裁统治”的政党，诸如中国新民党、中共不承认存在之其他民主党（包括目前流亡海外的各民运党派和组织）、港澳台三地各党。 捍卫专制的政党里，前者是完全的专制独裁者，后者是被胁迫而成“花瓶”的所谓的“参政党”。因此，对此两党应该区别对待。 中国新民党坚决反对中国共产党坚持的“一党专制独裁统治”。 但是，共产党员中也有被蒙蔽的正直善良之士，并不都是血债累累的罪犯。尚无罪恶的中共党员愿意加入中国新民党的，应该向中国新民党郑重提交其书面退党声明。 经人民控诉，司法检控、审判而获罪的中共党员不得加入中国新民党。 中国新民党最近获悉，中国共产党中的没有被泯灭良知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开始秘密组建中国共产党新党。中国新民党对此表示欢迎，认为由从来没有过对人民犯罪的共产党员自发组建的共产党新党，只要其不再坚持“一党专制”，中国新民党愿意与中国共产党新党展开竞争，接受人民的选择。 中国新民党坚决支持中国全境和境外（港澳台各政党、流亡海外的各民运党派和组织）的民主党反对“一党专制独裁统治”。 中国新民党坚持中国共产党必须立即终结一党专制的主张，迎接民主中国的到来。 一切反对专制，要求民主的政党，都是中国新民党的朋友。 一切反对民主，捍卫专制的政党，都是中国新民党的敌人。 四 与各群众团体、宗教团体之关系 中国新民党热爱祖国，热爱祖国人民；保卫国家领土，捍卫人民利益。 中国新民党认为，一切出生在中国的人，即自动获得中国国籍，除非本人书面声明放弃中国国籍，均终生获得中国国籍。中国新民党反对目前政府认为只要加入外国国籍，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的政策。 中国新民党热爱一切学习、工作、生活在中国的反对专制、支持民主的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 一切反对一党专制、支持多党民主的群众团体、宗教团体都是中国新民党的天然盟友。 中国新民党希望中国各行业都有独立工会，并愿意为全国所有行业的独立工会的成立和运作提供各方面的帮助。 中国新民党支持一切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的海内外宗教组织自由在中国开展宗教活动。 中国新民党支持一切有宗教信仰的中国人民和外国人民在中国进行各自宗教的信仰崇拜活动。谴责并以实际行动反对一切限制和镇压任何种类的宗教公开或家庭聚会的邪恶专制暴政。 中国新民党谴责并反对专制暴政用其专制政党利益来任意界定“邪教”、并镇压宗教组织和信仰人士的反人类罪行。 中国新民党认为未经民主制度下的司法检控和审判，任何宗教均不得被判定为“邪教”。 但中国新民党坚决贯彻当代国际普遍实行的“政教分离”的民主制度原则。 五 与台湾之关系 台湾问题是中国人民十分关注的大事，也是中国新民党的重要工作之一。 中国新民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主张在民主制度的前提下，与台湾实现民主统一。 台湾所有的反对一党专制，支持大陆民主的政党，都是中国新民党的天然盟友。 台湾问题的所在是台海两岸政体上完全对立。目前大陆是党政专制体制，而台湾是民主宪政体制。 中国新民党认为，不实行民主宪政，台湾就永无与大陆统一的可能性。台湾问题上有三个问题要把握好： 一是除非台湾军队先行攻击大陆，否则中国新民党坚决反对大陆军队在任何情况下的先行攻台军事行为。 二是中国新民党坚决不承认台湾以任何形式从中国独立出去。但中国新民党会以各种形式与台湾各政党进行友善民主磋商。以期与台湾各党各界人民达成民主统一中国的共识。 三是可以与台湾各党各界人民进行政体上的联邦宪政思路的广泛讨论和公投。 六 与各国之关系 当今世界各国的政治体制，无非两种，一是自由民主政体，一是专制集权政体。 20世纪以来，多党民主竞选政体其实就是代议民主制的其中一种最重要的形式——自由民主制的具体实践形式。被选出的民意代表、以及多数人的民意在行使决策权力时必须受到法治的限制，通常是用一套宪法加以管制，以强调对于个人和少数派的自由和权利的保护。 这种形式的国家在20世纪以来风起云涌。目前世界上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自由民主制政权之下。目前自由民主制的国家数量是有史以来的最高点，而且仍继续增长。 中国新民党认为，自由民主制（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是人类社会的普遍价值标准，并是整个人类历史的思维核心和历史终点。自由民主制，正是《大学》首句里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的“至善思维”和“至善行动”。 中国新民党认为，只有在这样的至善体制下，中国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而专制集权政体的国家因为不符合人民的内心要求和世界民主化浪潮而越来越少。专制集权政体有多种形式，例如军政府国家（如缅甸）和共产国家。 共产国家目前全世界还剩下四个国家，即中国、朝鲜、古巴和越南。最近，越南的民主政改加大了力度，从其政改方案看，已具备了从专制集权政体全面和平过渡到自由民主政体的基本条件，转型指日可待。 中国新民党愿意与全世界一切自由民主政体国家里的所有反对一党专制、支持中国民主的政党做政治盟友，接受一切来自民主国家的帮助，共同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中国新民党愿意与目前还处在专制集权体制下的国家里的一切反对专制、要求民主的政党做政治盟友，帮助他们终结他们国家的专制统治。 中国新民党特别关注和美国的友好关系。 中国必须向美国宪法学习。美国成为超一流强国，靠的就是民主宪政。回顾一百年来，对中国欺负最少的大国就是美国了。退回庚子赔款，让中国人到美国留学不说，八年抗战，美国的援助巨大。美国人陈纳德将军组建的美国民间航空志愿兵来到中国与日本飞机空中鏖战以及战争后期的驼峰航线，使得任何一个善良的中国人都会在坐落在南京的“航空烈士墓”前流下高尚的眼泪。 如今，中国的经济发展、民主建设、台海统一也都绕不开美国。世界和平与发展离不开美国。中国的政治改革必须向美国的宪政学习，中国的政体必须尽快建成为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法制公平的宪政国家。这是孙中山先生的梦想，也是我们当代人的责任。 中国新民党也特别关注与日本的友好关系。如果日本以国家的名义发布谢罪公告、妥善解决诸如战争赔偿、财产归还、国土返还（钓鱼岛）等历史遗留问题，在中日两国已经完全成为朋友、并不危害任何第三方的前提下，可以由中日牵头，联合亚洲各国商讨建立“亚洲经济共同体”。中国新民党认为，21世纪亚洲建立亚洲经济共同体的条件正在形成。如果日本在谢罪、赔偿和返还等问题上与中国达成共识，将使建立亚洲经济共同体的条件完全成熟。 但如果日本方面在钓鱼岛问题上固执己见，继续霸占我钓鱼岛领土，本党将联合海内外华人的一切爱国力量，使用一切手段与日本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有关钓鱼岛的国土争夺斗争。 七 党团注册、党员登记、党部设立和党主席选举 目前中国之宪法，虽有“结社自由”之条款（“第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事实上中国人和世界一切明晓中国事务的国际友人都知道这个“结社自由”是怎么一回事。 为了汲取早些年要求申请登记注册的其他民主党先后遭遇残酷镇压的经验教训，中国新民党决定以中国开放报禁、解除党禁这一历史事件为分界线，实行前后两个时期不同的中国新民党活动政策。 中国新民党在中国解除党禁之前，在国内不设立任何形式的党部，包括中央党部、省党部和县市党部。但在海外设立中国新民党（各国）党部。 中国新民党在中国解除党禁之前，在国内不寻求进行任何形式的党团注册工作。但在海外各国均应申请注册，以利于开展中国新民党的海外工作。 中国新民党在中国解除党禁之前，在国内不进行任何形式的党员登记工作。但在海外进行严格的党员登记工作，包括党员申请、审查审批和宣誓入党工作。 中国新民党在中国大陆，目前为完全开放的民主党。任何人，无论宗教信仰、社会阶层，只要反对专制、要求并支持民主，皆可自行宣称为中国新民党党员。 中国新民党党员目前在大陆的工作，就是用一切手段对民众宣传民主思想。中国新民党海外各党部的工作是带领海外党员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新民党的成立，宣传中国新民党的政治主张，寻求各民主国家民主政党和国际人权组织的支持和帮助，积极配合中国新民党在国内民主运动的最新形势。 中国新民党将在中国解除党禁之后，依法进行党团注册、党员登记（接受申请、审查审批、宣誓入党）工作。党员登记的基层单位为各县市党部。登记工作全部完毕后，进行各级党主席竞选。 任何党员都必须首先归属县市党部。中国新民党任何党员皆可参选县市党部主席。 各县市党部进行民主选举产生的县市党部主席，参加省党部主席的民主竞选。各省党部主席参加中央党部主席的民主竞选。 海外各国的中国新民党党部也照此执行。 中国新民党的海外（各国）党部主席与中国新民党大陆各省党部主席的地位平等。 海外各党部主席必须回国参加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主席的民主竞选。 各县市党部主席、各省党部主席如被民主选举到上一级党部担任主席的，原党部重新进行新主席的民主选举工作。 中国解除党禁前，中国新民党代主席由中国公民郭泉先生出任。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和海外各党部民主产生的各党部主席，如有一切不适合担任引领中国人民争取民主的品行操守问题，皆应立即解除职务。 未来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主席、省党部主席、县市党部主席或任何中国新民党党员，如参加政务竞选，成功当选政府各级官员，不得以任何形式为其个人、家属亲戚或中国新民党各党产部门谋取利益。 中国新民党坚决反对执政党的一切假公济私、贪污腐败、祸国殃民的犯罪行为。 八 党的日常学习和活动 中国新民党是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政党。 学习、实践和宣传民主思想是中国新民党最重要的工作。 所有中国新民党党员都要深刻认识到惟有民主才能拯救中国。而未来民主制度的确立，取决于我们今日的努力宣传。 中国新民党在目前阶段的近期目标是奋力传播民主思想，促使政府解除报禁，开放党禁。 根据这一原则，中国新民党目前之主要工作是宣传。 中国新民党的学习宣传文件目前为： 1、 中国新民党党章 2、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郭泉先生的所有公开信 3、 民主时评集《民主先声》 中国新民党的活动，目前在大陆的思路继续是“以维权促民主”、“以民生求民主”。切实作好每个维权个案，总结提高。在实际维权工作中，把民主思想灌溉到每个维权人员的心灵深处。努力做好具体细致的“21世纪的中国和平民主革命”（参见中国新民党代主席郭泉先生的《告中华全国各族人民及海外同胞书》）的宣传发动工作。 中国新民党的海外各国党部，目前的活动以联络各国政府政党和国际组织为主，广泛宣传中国新民党的成立和政治主张。利用各种途径宣传中国即将进行的全民参与的“21世纪的中国和平民主革命”，争取各国人民的声援和财物支持。 中国新民党的国内外党员都要有吃苦耐劳、视死如归的精神。并肩作战，奋力工作，争取早日迎接民主中国的到来。 九 党费、党产和支出 中国新民党反对目前中国执政党使用人民纳税来供给党务开销的政策。 中国人民不仅要养活一个庞大的政府公务员的队伍，而且还被迫养活人数众多的中共党团委、伪“民主党”的专职党务人员。这是任何一个民主制国家人民都无法接受的邪恶政策。 党政必须完全分开。 任何党（包括执政党）的党务活动都不可以使用人民纳税，而只能使用本党党员缴纳的党费、党产和合法的社会捐赠。 中国新民党的经费来源略分为三： 1、中国新民党党员缴纳的党费（因为各种原因经济拮据的党员免交）； 2、自愿以厂房、商场或其他经营形式缴纳党费而形成的党产收益； 3、一切不违背竞选法律的、合法的国内、国际社会捐赠。 中国新民党的经费使用分为三个途径： 1、支付各党部办公经费（包括房租水电通讯、设备购买维修、宣传活动场地费等）和人员工资。 2、各级党部主席的竞选费用的公共部分，例如会议场地的租用、新闻发布会的费用。但参选人各自的竞选宣传费用自筹。 3、各级党部主席代表中国新民党参加的社会政府官员的竞选活动所发生的一切费用。 鉴于目前中国新民党在中国解除党禁之前不寻求党团注册和党员登记，中国新民党中国境内之党员不缴纳任何形式的党费。但中国新民党（海外各国）党部在严格办理党员登记工作的同时，自行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党费标准，但必须造册登记备查。 （全文完） 郭泉：民主先声89：拯救一人即救整个世界，迫害一人即害全体人类 任何一个残酷的时代，任何一个悲惨的宏大历史事件，都是从对单个生命体的蔑视和对社会个体苦难的漠视开始的。这种蔑视和漠视的叠加和累积，必将导致整体性的迫害。这是任何一个在专制体制下遭遇欺凌的人都可以直接感受的事实。 当一个执政党或这个执政党所组成的政府，开始蔑视单个生命体的生活遭遇，开始漠视社会个体在专制体制下的苦难，那么这个执政党和政府就是在迫害整个人类了。这样的执政党必然遭遇人民的控诉和反抗。 但是，这样的执政党却总是认为自己是最伟大、最正确、最光荣的，而把对其控诉和反抗的人，视为“犯上作乱的刁民”和“思维不健康的精神病患者”。 其实，在民主时代，公民都可以监督政府、都可以表达意见，都可以要求政府正确对待任何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哪里需要“犯上作乱”呢！民主时代，不是政府担心人民“犯上作乱”，而是人民有权有能力有手段防止政府“犯下作乱”。 再次，把专制思想当成最伟大、最光荣、最正确的思想的执政党和政府，当然看不得人民有反专制的思想了。“伟光正”把要求民主权益的人民打成“思维不健康的精神病患者”也就是不奇怪的事情了。于是一切与专制思想相悖的民主者、信仰者、维权者都被“伟光正”送往监狱或精神病院，或造谣说其是精神病或“大脑不正常”。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个案，就知道一个善良正直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是怎样被专制政府逼成“伟光正”认为不正常的访民的。 于佃荣，1947年4月20日生，连云港市大浦人。15岁母亲去世，20岁父亲去世。1965年参加工作。1970年2月10日被武装部抽调到北海舰队第八国防工地参见国防秘密建设。四年后回连云港。1974年5月到盐区砖瓦厂工作（就是现在的连云港市民政局直属企业，该厂被多次改名）。1977年5月25日在连云港市民政局直属企业工作时发生事故，造成右臂被截肢（4级工伤）。却依然被连云港市民政局强迫从事极重体力劳动―――石灰窑烧窑工。一直干到2002年4月，但从未享受过工伤待遇。 该民政局直属企业还把于佃荣1965年1月至1974年5月期间工作的原始档案弄丢。现在只有武装部、当时的武装部部长、1965年工作的单位出具的证明。民政局假意承认于佃荣这10年工龄，将于佃荣问题推给劳动局。而劳动局以没有原始档案为由不予承认这10年工龄。02年，可怜的老于开始他的访民生涯。 从2002年6月至2005年2月，他给中国各级政府写了96封上访信。后又花了很多时间、金钱打听这些信的下落。给北京打电话，北京说信转到省里了；给南京打电话，说，信转到市里了；给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打电话，说，转到市信访局了；给信访局打电话，信访局说，转到市劳动局了；找市劳动局，市劳动局说没收到；又找市信访局，信访局说，那就转给市民政局了，我们不留信；找民政局，民政局说收到了。问：怎么处理？民政局答：劳动局不作为，你去找劳动局；重新复印材料到劳动局上访，劳动局又把这件事推给民政局。 2006年3月3日，于佃荣又写了4封上访信，分别是：第97封给了连云港市委王建华书记，第98封给了连云港市政府刘永忠市长，第99封给了江苏民政厅赵顺盘厅长，第一百封给了国务院温家宝总理。 老于还打了无数的电话，结果，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很热情”的对他说：“领导对你的事很关心、很重视、已经批示转下去了！”连国家信访总局的官员都这样回答：“你给总理的信我们收到了，领导很关心、很重视、已经批示转下去了！” 2006年4月还是没有得到答复，于佃荣开始搜集各级政府、各级党委、各级人大、各级政协、各级媒体、各级正义组织、各级正义人士、各级社会名流等人的地址并向他们发出1000封以上的求救信、求助信。其中的一份求救信就到了我的手里！现在我帮他控诉这个残酷、罪恶的社会！ 这样苦难的人都不拯救，这个政府还有存在的任何理由吗？拯救一人即救整个世界，一切善良皆源出于此！迫害一人即害全体人类，一切罪恶皆咎由于此！ 郭泉：民主先声90：为复转军人维权英雄赵德福募集善款告中华全国各族同胞书 国民救济程序启动通知 为复转军人维权英雄赵德福募集善款告中华全国各族同胞书 （国救第二号令） 本案案情： 12月5号，复转军人赵德福与银川市70多名复转军人因为安置和待遇问题得不到落实，而集体到兰州军区上访。12月10号，赵德福被银川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人员从家中抓走，以非法游行罪的名义被刑事拘留，现关押于银川市看守所。家中的孩子发烧住院，急需帮助。 维权英雄赵德福的银行卡号是： 农行：9559981200070358911，户名：赵德福 目前之中国，最苦难的人是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和复转军人。 目前之中国，最伟大的是为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复转军人维权的人。 目前之中国，最邪恶的是殴打关押杀害为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和复转军人维权的人。 目前之中国，最让人愤怒的是让无数的工人下岗、农民失地、复转军人苦难的独裁专制政治制度。 为了表彰所有因为维护人民的生活权利而被捕入狱的维权英雄们，为了让在监狱里服刑或走向刑场的维权英雄们无后顾之忧，为了鼓励更多的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善良正直的中国人投身维权的第一线，启动对被关押和被杀害的维权人士的国民救济程序。 本程序为： 1、当出现维权人士被警察非法劳教、劳改的事件，其家属立即提供维权英雄或其配偶、父母、直系子女的旧有或新办的银行卡号给郭泉。 2、由郭泉统一发布“为维权英雄（某）的募捐一事告中华全国各族同胞书” 3、所有接到此公告的朋友，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决定打卡金额，最少50元，上不封顶。 4、所有接到此公告的朋友，应奋力转发此信息，力争迅速传遍中国。让更多的人了解维权英雄的作为，争取更多的国民救济。 5、维权英雄家属应当根据实际处境，定期告知善款到帐金额。 希望中华全国全体人民都来接济被迫害的人民英雄，让他们的家属得到最好的经济补 偿。一人募捐50元，1万人的募捐就是50万。2万人的募捐就是100万。 让推进中国民主进程、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英雄，不仅要得到荣誉和全国人民的爱戴，同时，还要得到全国人民的奖励。 为中国的民主和幸福而奉献牺牲的人，理应得到来自中国人民的丰厚待遇。 最后，郭泉恳请中国政府有关部门不要阻挠维权英雄家属通过正当渠道获得的来自全国人民的国民救济。如果发生任何阻挠事件，一切后果由中国政府承担。 附件：国救字号“维权人士的国民救济程序”启动一览表 1、 国救第一号令（李国宏）邮政储蓄卡号：6221886530061797032，户名：皮运霞 2、 国救第二号令（赵德福）中国农行卡号：9559981200070358911，户名：赵德福 郭泉：民主先声91：“中国化学化趋势”下中国人民对中国专制集权统治的反抗 随着人类数量的不断增涨，原生态意义上的自然资源已经无法满足人类的日常需求。于是人类发展了重工业和化工产业。汽油等石油产品使得人类享受了现代交通工具的快捷，塑料涤纶弥补了棉麻的不足。这一切使得化工与人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但是，人们很快发现，这些化工产品的成品和制作过程都对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危害。 发达国家由于最早生产这样的产品，于是也最早遭遇毒害。于是一些发达国家的人民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反对本国政府在本国生产有毒的化学工业产品。他们充分运用民主体制赋予人民的权力进行了大规模的反对行动。其结果，就是这些国家在人民的压力下，撤消或销售掉这些有毒的化学装置。 发达国家人民的反抗斗争取得胜利其实是完全得以于民主体制的。因为如果政府不答应撤消这些有毒的化学装置，人民完全可以用手里的选票把执政党选下来。于是在有毒化学装置和执政党地位之间，执政党毫不犹豫地抛弃了有毒化学装置。 其他不发达的民主国家的人民也使用他们手里的民主权力反对政府建设有毒化学装置。 最可怜的是生活在专制集权统治下的中国人民。这些发达国家的有毒装置的巨大利润空间，被中国的专制集团的权贵者看中，于是这些装置纷纷进入中国。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会象中国一样，主动要求接纳并消化如此众多的有毒的化学工业。例如，一时间中国的多个地区（南京、厦门、海南等）竞相上马了PX项目。PX全称“对二甲苯” （para-xylene），属危险化学品和高致癌物。国际有关化学组织规定这类项目要在距离人类居住地100公里外开发，而中国政府根本不考虑其装置的巨大危险性，而把这些项目纷纷建立在交通方便的大城市里。 没有民主监督的专制集权体制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它只关注眼前利益而无视民族的未来。对此中国人民看在眼里却由于没有民主体制而一筹莫展。而专制集权集团却无须担心中国人民投中国政府的反对票，因为中国人民手里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选票。所谓的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实就是专制集权者“钦定”了一些拥护专制集权的所谓的“选民”欺骗中国人民的把戏而已。 中国的专制集权权贵者为了获得更大量的货币来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奢侈需求，他们不惜牺牲国人的健康和民族的未来。 PX（对二甲苯）和PTA（对苯二甲酸）属于芳烃，为无色透明液体，有刺鼻气味。厦门海沧区的腾龙芳烃（厦门）有限公司和南京的扬子巴斯夫化学公司周围数公里都能看到烟囱里飘散的白烟，闻到含苯的化学品的刺鼻味道。PX和PTA是对人体危害最严重的有机化工原料，最初级的原料是石油。国内市场对PX有巨大的需求，百份八九十用来生产聚酯原料，做成涤纶产品，供应给纺织企业。整条产业链大致如下（PX和PTA处于中间位置）：石油—→石脑油—→对二甲苯（PX）—→对苯二甲酸（PTA）＋乙二醇（EG）—→聚酯切片（PET）—→“涤纶长丝（PFY）”或“涤纶短纤（PSF）” 具体来讲，这些“中间体”包括苯、甲苯等有毒的芳烃，硫化氢等等。需要注意的是：与PX项目同时开工的还有翔鹭石化年产150万吨PTA（对苯二甲酸）二期项目。PTA是通过把PX氧化结晶分离干燥，进一步制成的，在此过程中，会生成乙酸甲酯、乙酸、溴蒸汽。厦门海沧区居民每天呼吸着PX和PTA，有婴儿半夜里被这种气味刺醒而哭闹，甚至许多成年人因此失眠；学生早起时咽喉干痛；孕妇们不敢住在这里；附近的村民受害更深……他们多次向有关部门投诉，但都石沉大海。 在PX生产过程中，要用到高毒、高致癌、且会造成再生障碍性贫血（白血病）的苯，和甲苯（中毒者以神经系统损害为主）。虽然两者都是在封闭的反应塔中循环使用，但中国人民所担心的爆炸和泄漏事故并非没有“万一”发生的可能。且不说2005年吉林石化双苯厂爆炸事件造成的恶劣影响，留意一下相关新闻就会发现，化工厂起火爆炸、化工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发生泄漏并造成恶性污染的事件正日益增多。 厦门的PX项目离市中心只有6公里，厦门人民由于没有民主体制无法对政府进行有效的控制而不得不用全体市民到市政府门口“集体散步”的方式表达人民的意愿，最后迫使该装置“缓建”。 其实，关于这类工程的选址，当地政府完全可以按照国际标准（人类居住地以外100公里以外），但是专制集权阶级根本不考虑人民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也不管后代的身体健康，更不管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他们只考虑便捷和成本低廉。 他们的这种短视态度，其实是一种蔑视民族未来的可怕思想。他们只关注他们的当前利益，并用这一当前利益来劫持了本民族的未来。 例如，2006年国家发改委专门出台了《PX“十一五”建设项目布局规划》，以显示对中国政府而言，增加PX产能也是一项重要国策。《当前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目录》表明：“PX消费量的猛增，首先缘于化纤工业的迅速发展，其动力又来自国内纺织业的扩张。化纤已取代棉花成为第一大纺织原料（2005年占纺织纤维总产量的60%）。结果，PX的进口量由2001年的17万吨飙升至2006年的184万吨（占消费量的42%），年均增速高达61％。国际市场上PX价格不断上涨。今年6月更创下新高，达到1248.8美元／吨，同比上涨18.9％”。 2006年由于这一国家发改委《PX“十一五”建设项目布局规划》的出台，而被国人视为“中国化学化趋势”的开端。 中国人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却没有民主体制进行反对。 但是，2007年，厦门人民开始反抗“中国化学化趋势”。最早反对在厦门市兴建PX化工项目的，是中科院院士兼政协委员的赵玉芬女士。2006年，赵玉芬等6位院士联名致信厦门市委书记何立峰。但多次交涉无果。两会期间，由赵玉芬院士牵头，105名全国政协委员递交了要求该项目停建和迁址的议案。赵玉芬女士指出，PX“属危险化学品和高致癌物，对胎儿有极高的致畸率”。 相反，中国政府的无良学者和无良政府官员立即站出来为专制集权的“GDP主义”辩护。例如，在动工典礼上，厦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丁国炎在致辞中表示：“这是厦门有史以来投资最大的工业项目，对提升海峡两岸石化产业国际竞争力，扩大当地经济总量具有重要意义。”厦门市环保局局长谢海生说：“PX不是剧毒，我们组织了大批专业人员查阅了国内国外的资料，还没有发现PX会致畸、致癌的报道。” 一切专制集权统治的目的都是追逐利润供集团消费，而非满足人民的需要。中国的专制主义者为了他们的私欲而不顾人民死活，尽其所能地增加经济总量（GDP），导致了对自然界竭泽而渔。胡温当局的“科学发展观”完全是欺骗中国人民的伎俩。中国的专制集权统治者利欲熏心，其对中国人民的破坏性的资源掠夺所酿就的环境危机，不仅毫无改善的迹象，而且大有勇往直前、见了棺材也不掉泪的气魄。封山育林、退耕还林或是治污工程之类的小修和大补，都远远赶不上渴求利润之血的资本加速的破坏。于是，中国的专制统治集团一口吃下了被西方民主国家人民驱逐出来的化学污染。当然，高官巨贾们是不要“吃化学污染”的。他们可以易地而居，或以美国加拿大澳洲为归宿，但是南京、厦门等地的人民却要世世代代把化学污染“吃下去”。 于是厦门人民在李义强先生的发起下开展了一次“黄巾军起义”。2007年5月底，厦门百万市民“疯传”同一短信反对建设高污染项目，这条短信先介绍了PX的危害，结尾呼吁市民“参加万人集体大散步，时间六月一日上午八时起，由所在地向市政府进发！手绑黄色丝带！见短信群发给厦门所有朋友！”这一短信，最终促成市民接连两日“大散步”。2007年6月1日和2日，两万以上的厦门人民连续两天上街“集体散步”，迫使厦门市政府承诺缓建PX化工项目，重新进行区域环境评估。 我从7月开始在南京的门户网站“西祠胡同”上号召南京人民抵制南京的PX。南京px项目的位置在离南京市中心大约20公里的栖霞山附近（南京炼油厂的厂区），距离长江不到1公里。一旦发生问题，南京及下游的居民饮水就发生问题。离此装置不到1公里的地方，就是南京市民每年金秋最喜欢去的栖霞山，此装置离仙林大学城不到3公里，大学城里有10所全国重点大学。炼油厂的生活区里还有幼儿园、小学、中学、职工培训中心和范围很大的家属区，附近有栖霞镇、尧化镇等等，国家经济开发区——新港也就2公里左右。和厦门比起来，南京的px项目更可怕，这种剧毒化工装置一运行，南京意味着放了一个原子弹。 结果我在9月被南京警察找“谈话”，他们一方面承诺“保证有毒化学物质不会泄露”，一方面关闭了我在“西祠胡同”上所有的关于南京PX的讨论文章，并封掉了我在“西祠胡同”上的ID（注册网名）。 于是，我把南京PX写进了我的关于建立“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的公开信，于11月14日发给了全国人民和国家主席胡锦涛、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呼吁人民高度关注专制统治者的这种只关注他们的当前利益，并用这一当前利益来劫持本民族未来的犯罪行为。号召中国人民对此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并在适当的时候，组织有效地抗议活动。 日前，福建省召开了省委所有常委参加的专项会议，会议形成一致意见：决定迁建厦门PX项目，预选地将设在漳州市漳浦县古雷半岛。同时，厦门市委、市政府高层官员当晚已同翔鹭集团高层初步达成迁建意向。 有评论指出，这是一场民意的胜利，这是厦门人的胜利。甚至，中国最著名的一张报纸《南方周末》还把“厦门人”这三个字遴选为2007年最有影响力人物的候选人名单里。但是，漳州市人民不答应了！ 漳州市一位网友在网络上呼吁说：“太过份了！现在这个工程居然决定在漳州古雷兴建！人命有贵贱吗？漳州人民的命难道不如厦门人民的人命值钱吗？对厦门会有影响，对漳州也一样会影响的，怎么可以这样不顾民众健康，执意兴建呢？ 8月24日 民主先声81-85郭泉：民主先声81：探讨“二十一世纪中日关系的新思维”
中国民主同盟盟员郭泉 致国家主席胡锦涛、政府总理温家宝的公开信 ——探讨“二十一世纪中日关系的新思维” 尊敬的国家主席胡锦涛、政府总理温家宝先生 两位领袖好： 后天（12月13日）就是震惊中外、惨绝人寰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事件70周年了。70年前的这一天，日军攻入南京，开始虐杀这个悲情城市的三十万手无寸铁的黎民百姓和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直至几周后这个美丽的城市成了人间地狱。 中日战争已经结束了60年了，但中日两国对这一重大灾难的反思仍是远远不够的。 日本作为一个与中国隔海相望的经济大国，其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融关系是任何一个有思想、负责任的政治家都不会轻描淡写、敷衍了事的。 上个月早些时候，我在给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先生的公开信中，已与两位领袖探讨了中美关系和台海关系，今天，我想与国家主席胡锦涛、政府总理温家宝两位领袖探讨二十一世纪的中日关系。 正式开始探讨之前，我想先向两位领袖汇报一个小插曲。 坐落在侵华日军南京江东门集中屠杀点的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馆在2005年12月13日闭馆维修、扩建后，历经两年，终于在日前完工。我的一位在电视台实习的女学生对馆前新落成的雕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千辛万苦联系并采访了雕塑的设计者和施工者，请教了雕塑的尺寸及其象征意义等等。电视台的同事、领导以及广大市民都认可并高度赞扬了这一爱国主题的新闻短片，并准备播出。 不料，在播出前，电视台接到了来自省市宣传部的“不准播出”的命令，言称恐其破坏中日友好关系。 两位领袖，不知道你们听了这一汇报后感想如何？我想，如果这种仅仅介绍雕塑长宽高的新闻短片，中共宣传部都不准播出的话，那么未来，日本或其他什么国家再来一次南京大屠杀或北京大屠杀，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言归正传。11月30日，日本共同社上海支局的支局长渡边昭和等两位新闻工作者来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小会议室采访了我，请我谈谈我对二十一世纪中日关系的展望以及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观点和态度。 现将此次谈话要义，说与两位领袖及全国人民、海外华人，以作探讨，并以此文祭奠所有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罹难冤死的中国军民。 国与国之关系，犹人与人之关系。人与人有敌人、陌生人、朋友三种关系；国与国也有这三种关系。中日两国隔海相望，其经济、文化、政治的互通融合层面极多。“敌对”将两败俱伤；“行同陌路”也对两国无所裨益。唯有做朋友，两国政府才可能为两国人民共谋福祉。 中日在六十年前是敌人，后又做了十余年的陌生人。中日建交后，日本多位首相作了不同形式的道歉，目前，两国政府在法律文书上是朋友了，但中国人民是不信这个邪的。因为战争创伤并没有完全愈合。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与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由此可见，做朋友的前提是“信”。 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日本国的谢罪问题。 目前，我查阅到中日建交后，不少日本首相都表示过对中国人民的谢罪和道歉。但是，我们知道，民主制国家里的总统和首相其实都是人民选出来为人民服务的临时工而已。其谢罪和道歉如果非经国会授权，那就只能代表他本人，不能代表国家人民。所以，我认为，在侵华罪行方面应由日本天皇制定颁发谢罪诏书，诏告历史，永志不忘。 其次，天皇的谢罪诏书，必须得到实际的兑现，否则，中国人的身心伤痕永难消遁。现我开列战争赔偿和返还清单如下： 一、对日军侵华战争期间死难的三千五百万中国同胞进行战争赔偿。 此问题，虽有中华民国蒋介石先生放弃在先，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周恩来两先生放弃在后，但此三人只能代表他们自己，不能代表全体国人及死难的千百万同胞。上述三人所作的一切放弃战争赔偿之文书均应依法宣告非法。 目前，应重开战争赔偿之索赔调查并形成文件，交由全国人大讨论决议。 二、日军侵华期间毁损之中国民用建筑及公共设施，均应做出相应的赔偿。 以上两条，均应支付自应赔付期至实际履行期的全部利息。 三、日军侵华战争期间，日军从中国掠夺之金银、文物、珍宝，均应如数返还。并对毁损之文物、珍宝进行相应赔偿。 四、返还中国领土钓鱼台列屿及其所属海域。 五、应开庭审理并实际解决慰安妇诉讼、毒气弹受害者诉讼、赴日华工诉讼等特大战争虐民案件。 以上第一条、第二条之“战争死亡、毁损事”，中华民国在战后有过详细的调查并有现成之死亡、毁损报告。 以上第三条之“金银、文物、珍宝事”，中华民国博物馆、档案馆亦有相应的调查报告。 以上第四条之“钓鱼台列屿及所属海域事”，有中国明朝海防图，及《顺风相送》等大量古籍佐证。另外，我的朋友李义强先生在此问题上研究、行动均出力最甚。中国国民党马英九先生对此也深有研究。此两人，堪称海峡两岸之爱国保钓人士的典范、楷模。 以上第五条之“慰安妇案”，以我的同事、挚友经盛鸿教授最为权威；第五条之“毒气弹受害者案”以我的同行王选女士最为坚强；第五条之“赴日华工案”以我的同行童增先生最为热心。 在这里，我还想对中国钓鱼台列屿及其海域向两位领袖多进言几句。 钓鱼台列屿自古为中国与古琉球王国的分界线。其分界线的地理结构为一个深长、绵延数千公里的海沟，叫宫谷海沟。海沟的东侧是古琉球王国，海沟的西侧是中国的钓鱼台列屿。 钓鱼台列屿及其所属海域，不仅是中国唯一的出海口，也是仅次于中东的世界第二大石油储藏区。二十一世纪谁拥有这个石油储藏区，谁就执世界之牛耳。万幸的是，这一巨大的石油储藏区，自古以来就是我们中国的。 从2004年9月18日开始，每月逢18日，我在南师大免费开设面向全南京市民的钓鱼岛知识系列讲座，场场都有300余名市民、学生到场研讨。不幸的是，在2005年3月，这一深受中国人民喜爱的免费的爱国教育被中国警方以及南师大校方以“破坏中日友好关系且不合时宜”的理由取缔了，实为憾事。 我坚持认为，邓小平先生的“搁置钓鱼台主权”的政策是极端错误，也是极其危险的。事实上，邓先生的这一错误政策出台之后，钓鱼岛就完全被日本实际控制了。我的同行、朋友冯锦华先生、王喜强先生等保钓勇士经历生死考验，登上钓鱼岛数小时就被日本政府逮捕并移交日本的那霸警署审查。这就是钓鱼岛被日本霸占的明证。 邓小平先生的“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政策未经中国人民的同意，且违反国家海洋法明文规定钓鱼台列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这一法律条文，所以应坚决废止“搁置”政策。 我认为，在钓鱼岛问题上，邓小平先生的“搁置主权”政策应修正为“捍卫主权、共同开发”的政策。钓鱼台列屿及其海域的巨大能源及海洋交通价值，将是21世纪中国伟大复兴的最核心的国家利益所在。中国丢失此岛，将使中国在21世纪的一切复兴希望破灭。 由于我长期以来致力于对钓鱼岛的研究以及我在法律事务方面的经验，我愿意与中国国民党的马英九先生共同承担中日钓鱼岛问题国际争端的代理律师。马英九先生的博士论文就做的是有关钓鱼岛归属的法律研究。马先生为老一辈的保钓人士，我与他在钓鱼岛问题上的观点完全一致。马先生也曾经表示要为钓鱼岛的归属问题去国际法庭与日本打官司。 建议两位领袖在思考中日关系之钓鱼岛问题时，参阅马英九先生的博士论文。 再次，如果日本方面能认真思考上述开列之谢罪、赔偿、返还清单，并积极与中国商讨，中国方面应在“理赔数量”上与日本进行实事求是的磋商，但是在“侵华性质”上，则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 最后，本人认为，在以上历史遗留问题全部得到解决，或经讨论达成共识并着手履行之时，在中日两国已经成为朋友、并不危害任何第三方的前提下，可以商讨70年前日本单方面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的设想，但是我们的提法应该是“亚洲经济共同体”。 我认为，21世纪亚洲建立亚洲经济共同体的条件正在形成。如果日本在谢罪、赔偿和返还等问题上与中国达成共识，将使建立亚洲经济共同体的条件完全成熟。 请两位领袖根据中日两国的实际情况，着眼于21世纪的中国，广泛调查民意，调整中日外交关系，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与台湾人民共同努力，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郭泉：民主先声82： 郭泉告中华全国各族人民及海外同胞书 中国人，再也不能生活在专制统治下了！ 中国的专制统治分为封建皇帝的“家天下”专制和当代中共的“党天下”专制两种。 百年前，中国人在孙中山先生的带领下，推翻了满清皇帝的“家天下”专制统治，开始了中国国民党的“党天下”时代。原本孙先生有从“党天下”过渡到民主宪政的设计，但被日本的铁蹄无情地粉碎了。中日战争结束后，1945年国共两党内战爆发。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民主中国”的旗号下，团结一致，全力协助中共取得内战胜利。不料，1949年，中共在篡改国号之后，并没有兑现其向人民承诺的“建设民主中国”的誓言。其自食其言、言而无信、背信弃义，令人发指。 随后的五十八年里，中共的“党天下”专制统治相比国民党的“党天下”有过之而无不及。此五十八年，中共针对要求民主政体的优秀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打击之残酷连苏共邪魔也望尘莫及。大批中国作家、教授和各类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军人、商人、学生被冤杀或屈死狱中。连国歌的歌词作者田汉先生也遭屈死，其他国人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此五十八年，中国国民党在台湾励精图治、发奋反思、自责自省，终于在上世纪末做出了还权于民的伟大抉择。从此，台湾人民生活在民主制度下，可以充分发表各自反对执政党的不同政见而不受执政党的迫害、逮捕和暗杀。无疑，台湾人民是幸福的。 不幸的是，盘踞大陆的中共在酿造了“三反五反”、“反右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六四事件”、“非法镇压法轮功”等一系列重大罪行后，仍不思悔改，继续倒行逆施，妄图把十四亿中国人民捆绑在其摇摇欲坠的“党天下”的专制破旗上。 中国人民再也不愿意做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专制主义的殉葬品了。 中国人民必须站起来！ 目前，中国的一切反对专制要求民主的善良、高尚的中国人民正在站起来。我们不分党派、不分信仰、不分民族、不分社会地位和学历层次，只要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建设真正可以由人民来选择执政党的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制度的中国人，我们都应该团结起来，并肩作战，共同缔造即将到来的民主中国。 21世纪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世纪。 中国人民在这个世纪里，将重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的自然人文景观；中国人民在这个世纪里，将实现五十六个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人民在这个世纪里，将迎来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强盛友善的盛世景象。 中国，将在21世纪提供给全世界更大量的物质产品，让全世界人民充分享受勤劳的中国人民的劳动产品。同时，中国也将在21世纪赋予这个美丽的星球以最文明、最善良的精神力量。让全世界人民都称赞这个既有优秀传统文化又有现代民主政体的伟大国家给全世界人民带来的和平和帮助。 为了实现这一历史转折，我们必须为之奋斗。 全体中国人民及海外华人必须团结起来，协同作战。 但是，我们不需要战争！ 战争只能带来死亡、痛苦和无尽的仇恨。战争，虽然从表层意义上看，是针对敌对势力的军事力量的打击，但究其本质，战争无非旨在打击敌人之经济、政治、文化等统治秩序。如果我们能实现这一本质上的摧毁，表层意义上的战斗行为是完全可以避免，也是绝对不必要的。 如果一个战斗组织拥有十颗导弹，任何一个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十枚导弹应该瞄准以下目标并摧毁之。这些目标是，这个国家重要城市的供发电设施、供水单位、电信综合枢纽单位（手机、网络管理中心）、交通枢纽单位（火车站、地铁站、公交总站等）、新闻宣传中心（电台、电视台、国家新闻社）、政府办公所在地、大型水利工程设施等核心单位。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如果我们可以通知以上单位及中国全境所有单位的生产、管理、服务人员在某一周，全体在家休息七天，我想，其造成的“全民民主思想的意愿表达”效果和经济上的摧毁效果要大过任何一次摧毁性的核战争。 八九那年，我上大学二年级。枪林弹雨里，子弹击中血肉之躯的哀恸场面历历在目，坦克轰鸣、弹雨横飞，满城呼喊之声不绝于耳。如今，再让国民进行类似八九那样的街头流血革命，是不人道的，也是愚蠢的。即便如此革命成功，也是尽美不尽善的。子曰：韶，尽善尽美，武，尽美未尽善。意思是说，尧舜禹三代是因禅让而推进时代演进而非战争，所以是尽善尽美。而夏商周三代，虽时代前进但靠的是征伐，所以是尽美未尽善。 我设计并倡导的21世纪的国民和平民主革命模式，是一种尽善尽美的民主革命模式。如果这一和平革命理念能得以实现，那么任何一个专制统治都无法支撑超过七天的时间。 这七天里，所有的教师、学生、工人、管理者、商人、服务者等一切热爱民主反对专制的中国人都在家享受天伦之乐。佛教徒在家吃斋念佛，基督徒在家读经祷告，穆斯林在家同心祝福，一切有信仰之人民在家祈祷中国民主。没有信仰的朋友在家看书、学习、聊天、睡觉、思考，享用事先准备好的可供一周使用的饮食。 而此时，专制统治者的全幅武装的军队和整装待发的武装警察，将面对“万人空巷”的尴尬局面，使“屠夫无用武之地”。 另外，我也请一切希望中国走向民主体制的海外民主制国家，积极配合中国人民的这一和平民主革命，与中国人民保持高度一致，在此七日内断绝一切与中国专制统治者的经济、文化、政治往来。 如能如此实施，我想大约不需要七天，专制者就必然宣告失败，而被迫召开由各民主党、各人民群体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制定民主政体的多项民主制度，实行多党、多群体的民主竞选。 当然，我也希望胡温当局能审时度势，自行政改，和平过渡到“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否则，民主革命将在所难免。 如当局不自行政改，全国人民就将奋力推进民主化进程。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两件。一件是确定全民和平民主革命开始的时刻表；另一件就是使用各种工具、通过多种途径，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希望、支持并拥护中国实行民主的海外朋友传递中国人民将于某日开始实施全民和平民主革命的好消息。 关于时刻问题，我想，由于我是这一和平民主革命理念的设计者和倡导者，如果我被捕入狱（劳教劳改）或被杀，请国人和各路领袖选择我生日5月8日实施这一计划。如果这一天我已在狱中或已遇难，我的灵魂将与中国人民同在。我的灵魂将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家庭里与大家一同静候专制的崩塌，与大家一起迎接民主中国的到来。 请全体中国人民，全体支持、拥护中国实行民主制度的海内外朋友，通过你们最方便、最熟练的工具和渠道，全力发布并奋力传播如下信息（全文508字）： 中国将于某年某月某日进行全体国民的和平民主革命。革命方式为全体国民在家享受安静的生活，不与专制者合作，不为专制者服务，并请全体国民备齐七天之饮食，静候民主中国来临，迫使当局召开有各民主势力参加的临时政治协商会议。我们反对街头流血革命，提倡在家的民主革命。 如果您的家人有在49年后被镇压，请在家革命！ 如果您的家人有在“三反五反”中被迫害，请在家革命！ 如果您本人或家人有在“反右运动”中被迫害，请在家革命！ 如果您本人或家人有在“大跃进”中被饿死、流亡、迫害，请在家革命！ 如果您本人或家人有在“文革”中被以各种形式迫害，请在家革命！ 如果您本人或家人有在“文革”之后至89年的各类民主运动中被迫害，请在家革命！ 如果您本人或家人有在89年后，因信仰、文化、经济等所有方面被迫害，请在家革命！ 如果您在专制统治下遭受或感受到任何种类的迫害，请在家革命！ 如果您反对专制，要求并支持民主，请在家革命！ 民主革命，不需要您在街头流血牺牲，只要您在我们通知的时间里在家学习、生活、不为专制极权者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和服务，您就在革命，您就是民主革命者。 中国未来的民主和幸福，取决于我们今天的团结和奋斗。 您所要做的就是在家七天而已！或许不要七天！ 郭泉：民主先声83：有两类知识分子，一类是我这样的，另一类是他们那样的 中国民主同盟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开除郭泉民盟盟籍的事情经过 事情经过如下： 12月13日，我在南师大文学院资料室演奏古筝。 民盟南师大委员会的副主委于正先生和组织委员孙原靖老师来找我，找了个空教室与我商讨。（民盟南师大委员会的主委是林振山教授，副主委为陈永高教授、汤惠生研究员、余多慰教授、于正副研究员。） 他们说，“你的公开信给民盟和南师大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考虑到开除您的政治成本太大，今天来对您进行劝退。建议您自己自行退出民盟”。 我只听说过有千万人退共产党的，没听说过有一人退民主党的。于是我笑着说，我“只接受开除，不考虑自退”。两位先生女士无功而返。 12月14日早上一上班，民盟南师大委员会的正副两位主委一同到我办公室，找我谈心。来的两位先生是民盟南师大委员会的主委林振山教授（简介见附件2），副主委余多慰教授（简介见附件3）。 他们说：“你的公开信在国际国内的影响很大，搞得政府很被动。昨天于正老师来和你商量劝退一事，他向我们汇报了。但是我们还是想和你交流沟通。你的公开信，反对共产党一党执政，是违反宪法的。宪法规定中国人只能而且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民主同盟的章程也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所以，完全可以开除你。但是，我们也考虑到如果开除你，我们南师大民盟在10年之内就得不到先进了。还是请你考虑民盟的盟利益，自己退盟吧。” 我还是笑着说：“我只接受开除，不考虑自退”。 民盟南师大委员会的主委林振山教授语重心长地说：“你也不小了，40不惑了，看来还很幼稚。只有共产党才能管好中国，其他任何民主党都没有这个能力。而且，汉族人的人性是最坏的，如果给中国人民主，汉族人的自相残杀是最厉害的。” 我没说话，对他这样的思维，我实在没什么话好说了。勤劳勇敢善良正直的华夏儿女什么时候成了人性最坏的民族了呢？如果，现在的华夏儿女有问题，那么到底是什么党造成了华夏儿女的心灵裂痕？我们是继续这种裂痕，还是努力修复？我不反驳他，真的没反驳林教授的欲望！因为他是理科教授，我是文科学生。鸡鸭不同语！ 最后，他说：“你再考虑下。我下午3点给你电话，你自己决定吧！”我说“好的！” 下午3点，他给我电话，我回答：“我只接受开除，不考虑自退”。 他说：“4点半我再来找你，再谈谈。” 下午4点半，林老师和于正老师再次登门。再次劝我自退。并一再声明，这个决定是民盟南师大委员会的决定，不是中央民盟的决定。但是如果你对这个决定申诉的话，上面一定会“维持原判”的。这下我又笑了。我第四次回答：“我只接受开除，不考虑自退”。然后，我又加了一句，“我不申诉。” 于是，林主委从怀里拿出了《中国民主同盟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关于开除郭泉民盟盟籍的决定》（见附件一），握手告别。 然后，我下班，回家！晚上，我向我一直帮助维权的农民代表、工人代表和军人代表通报了这个事情。他们的回答几乎都是一样的，就是：“让他们等着！” 再然后，昨天（12月17日，周一），我接到了各路维权代表的委托，出任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附件一：中国民主同盟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关于开除郭泉民盟盟籍的决定 郭泉，男，1968年5月8日生，2001年6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郭泉于2007年11月中旬在网上以中国民主同盟盟员的身份给胡锦涛总书记、吴邦国委员长发出公开信，宣扬要在中国实施西方的多党竞选政治制度。其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民主同盟章程相关条款。在社会上、国际上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至今郭泉仍坚持其错误行为。 根据中国民主同盟章程第七章第四十八条的有关规定，为坚持中国民主同盟的政治主张和严肃盟的纪律，本委员会决定给予郭泉开除盟籍的处分。 中国民主同盟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 2007年12月14日 附件二：中国民主同盟南师大委员会主委林振山教授简介 林振山，男，汉族，1955年7月出生。北京大学大气环境与大气物理专业博士。1993年—2001年任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政府津贴。2001年4月回国后受聘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2002年起任地理科学学院院长。1995年获国家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基金”，1998年入选江苏省“跨世纪学术带头人”。现任Ecological Complexity（欧洲）、《自然资源科学报》等学报的编委。教育部高职高专环境与气象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计量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湿地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统计气候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创新团队核心成员。 通讯地址：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办公电话：02585888230 邮箱：linzhenshan@njnu.edu.cn 附件三：中国民主同盟南师大委员会副主委余多慰教授简介 余多慰 男，1954年3月出生。安徽安庆人。民盟江苏省委常委，民盟南师大主委，南师大生科院遗传学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自然科学进展》论文评审专家，国家博士点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华东船舶学院生物技术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中国临床与实验医学荟萃杂志编委，中国遗传学会，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会员。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122号 邮编：210097 郭泉：民主先声84：我们只不过是提倡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而已，怎么是颠覆国家政权呢？ 再次感谢中共警察，让我的又一位好友成为了人民英雄！ 12月13日下午，广西全州县网络异议作家荆楚先生，在家中被桂林市国保会同全州县国保与城北派出所警员前去搜查，抄走他电脑主机、文稿及一些书籍，当晚深夜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 荆楚先生本名王德佳，系广西全州县白宝乡人。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首批考入广西财经学校，毕业后在银行系统工作。1980年代初，他参加了全州县文革历史遗留问题处理的调查工作，了解到当地一系列政治运动中惨无人道的事件真象，心灵震撼极大。从此荆楚先生对中国政治保持高度警惕，对中国政治制度产生深度质疑。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暴发时，他在银行系统主办内部刊物，曾写诗暗讽时政，之后被清算下放到柜台工作。2003年他与其他工行被强行买断工龄的员工一道上访维权一年。之后一直活跃于网络，撰写时政评论文章。今年以来，他与一些国内朋友创办了《中国人权论坛》。 他针砭时弊、激扬文字、不畏强权，揭露中国官场一些腐败黑暗，这本是为了国家政权更健康，为了人民的生活更幸福，竟然被打成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看看中国现在这个腐败堕落的状况，巨大的贫富分化，到底是谁在颠覆国家政权？答案其实大家都看的很清楚。但绝不是我的老朋友王德佳！ 我们来看看，我的老友做了什么违法的事情？ 首先，中国《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其中第四十一条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基于这些宪法规定，荆楚先生无论揭露了哪一级官员的罪错，都应该是在践行一个公民的权利，在承担一个公民对社会的责任，何罪之有呢？ 其次，刚刚结束的中共十七大报告中，也明确宣示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其中的表达权尤其彰显着对公民言论自由的认同与尊重，显示着新领导集体对国际文明准则的认同，与试图引导中国融入主流世界的意向。荆楚先生的文章恰好就是十七大的要求。何罪之有呢？ 最后，宪法明文：“第五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也就是说，国家政权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荆楚先生的文章批评的是执政党的执政方式。要求改变的也是执政党的产生方式而已，怎么就成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呢？荆楚先生不仅没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相反，却是在热烈地呼吁大家爱国。 我们都是热爱国家政权的，只是我们都认为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人民选择执政党，当然可能选上了这个党，选下了另外一个党。执政党，充其量就是人民的一个保姆、公仆而已，你做的不好人民就要把你选下来。你做的再好，到了年限以后，也要把你选下来，因为，你如果永远做下去，你就成了独裁者了，而任何一个没有制约的天使，都会堕落成魔鬼的。 让人民选择执政党，这怎么能叫“颠覆国家政权”呢？看来，认为要求执政党下台就是“颠覆国家政权”的执政党，其实就是把自己的执政地位，当成了国家政权。于是，这个执政党认为，如果人民想选择执政党，就是“颠覆国家政权”，而我的老友荆楚先生阐述民主思想，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了！ 现在，我们要重新学习“天下为公”这四个字了，看一个国家是不是政治民主，就是要看民众有没有权力选择执政党，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不允许民众过问政事的话那这个国家就是某人某党的私有财产，再多说辞都是借口。只能认定是专制独裁统治。 郭泉：民主先声85：告中华全国退役军官书：卸磨杀驴，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郭泉告中华全国退役军官书 公平、公正、公开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和谐就是消除矛盾。而所有的矛盾来自于两个根本的需求，一是日用的饮食，一是人格的尊严。 02年以来，我在调查企业下岗职工的时候，发现其中有大量的军转干部，高至师级干部都惨遭“买断”迫害。至今一些师级干部因为组织维权还身陷囹圄。他们整日双手卧着牢狱的铁栅栏，眼望自由。今年，我接受全国退役军人的委托，代理中华全国转业军官、复员军官和退役志愿兵的上书工作。上书后，一些地方政府对退役军官的维权表示了明显的“客气”，但是，另有一些地方政府，对退役军官的维权仍然实施“严打”。是可忍，孰不可忍？ 上周，银川市复员军官赵德福同志去兰州军区，采取有理有节的方式提出请求、申诉。得到全国复员军官一致响应，这是合法行为。但是银川市公安局随后对赵德福进行了强制手段。现公布赵德富妻子的电话：0951-6723280，请广大退役军官致电慰问并提供各种手段的救济。也请国际人权组织立即启动对赵德福的人权保护程序。 退役军官从军期间，流血出汗，把最珍贵的青春献给了国家。数百万在1950年---2000年期间脱下军装的，并且服从了组织分配走上了建设祖国的第一线的退役军官，被剥夺了国家干部身份，使经济待遇比同类人员低了好几倍。 这种不是根据对祖国的贡献，而是仅仅凭着转业的年代和转业分配去向，决定我们退役军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使广大退役军官成了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乞丐，要靠“解困”、“救助”来维持生计，这样合理吗？公平吗？这样对待为祖国作出巨大牺牲的共和国军人，天理难容！ 天理昭昭！罪恶必罚！ 国家曾经颁发过一系列安置军队转业干部的文件，其核心精神都是“按照与其原军队职务相对应的地方干部职务等级”享受各种待遇。至今我们没有看到相关机构取消上述文件的正式文件。但目前中国有关部门就是不予以落实，这是为什么？ 这样不落实，不兑现的法律，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中国的法律应该是给中国人用的，不是用来欺骗国际社会的。即使中国欺骗国际社会说中国怎么社会制度好，怎么法制健全，但是，广大退役军官感受不到社会制度的优越和法制的完善，相反，却实实在在感受到了生活的艰难和苦难。 全国各地退役军官要求各级政府以“诚实守信”的原则对待和落实军转干部政策文件，要求各级党委、政府采取主动行动促进企业军转干部待遇早日落实，要求恢复企业军转干部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完全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有关部门打着改革旗号，彻底否定了国家关于退役军官安置的一系列文件，一夜之间，全国几十万、上百万企业军转干部被“莫须有”的剥夺了国家干部的身份和待遇，由昔日最可爱的人变为最可怜的人！这真是世界军史上最大的耻辱！中国军人再也不能这样冤屈下去了！ 国家有关部门的官员，欺我共和国退役军官，顽固坚持其错误行径，依其所谓的《宣传提纲》、《答复口径》，为其错误行径进行狡辩，拒不落实军转干部政策。全国各地退役军官理应积极行动起来，奋力维护共和国军人的合法权益！ 转业军官都是奉命转业、计划分配的。分配到企业工作，是组织的决定，而不是个人的行动。在政策面前应一视同仁，而不应对分配到企业的军转干部产生歧视。 借改革之名，严重侵害企业军转干部的合法权益，是广大退役军官绝不能容忍的！ 企业军转干部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为了维护共和国退役军官的尊严，为了维护国家法律政策的权威，十几年来冲破重重阻力，不怕窃听监视、围追堵截、打击压制、“办班”限制人身自由、甚至不怕滥用警力，向各级党委、政府直至中央进行上访、申诉，要求按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1998】7号文件等一系列文件精神，落实政策、待遇问题，但是至今没有给予解决。 迫于巨大的压力，人事部等有关部委才羞羞答答、断断续续、“挤牙膏”式的出台了所谓困难企业军转干部“解困措施”，企图以“解困”来代替军转政策的全面落实。即便是这一“解困”政策，各地在落实中也是“短斤缺两”的。譬如：中央办公厅颁发【2003】29号文明确规定“已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企业退休军转干部的基本养老金，要确保按时足额发放；对基本养老金偏低的，今后在国家统一部署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各地要继续在政策上予以倾斜。” 但是广大退役军官再次被欺骗，2004年至2007年，四次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都没有落实上述文件精神。 各级政府无视国家法律政策的存在、任意践踏国家法律法规的做法令人发指！ 目前，国家对广大退役军官的思维是“解困”。那么，什么叫“解困”？“解困”是救济，是照顾，是可怜，是施舍。这种救济、照顾、可怜和施舍，是他们想给就给，想不给就不给的。以“改革”的名义，将企业军转干部变为困难群体，然后再来“解困”，广大退役军官对此感到悲哀和羞辱！ 广大退役军官不答应！ 广大退役军官的家属不答应！ 一切拥军的中国人民都不答应！ 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役军官是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共和国军人。为了国家的安全流血牺牲；国家困难时流汗奋斗；改革开放时又顾全大局、“克制”和“忍让”。 可以说：当年如果不是近百万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役军官顾全大局、克制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和委屈，改革能“改”的动、开放能“开”得了吗？ 这就是革命军人博大的胸怀！这就是最可爱的人！ 全国人民拥护你们，全国人民爱戴你们！ 改革了，开放了，发展了，强大了，目的得到了，权贵者想卸磨杀驴，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 百万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役军官庄严维权，目的就是要求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十几年的严重侵权行为进行彻底的纠正，找回国家法律政策规定的一切待遇，为全国最大的冤案平反。广大退役军官的维权行为是合理、合法和正义的。是得到全国人民拥护的！ 如果没有全国几十万企业军转干部前仆后继、庄严的、誓死的、必胜的维权信念；如果没有十几年来众志成城、气壮山河、持之以恒地向各级党委、政府直至中央进行上访、申诉；如果没有钢铁般的意志，冲破有关部门非法的重重阻力甚至镇压；如果企业军转干部没有充足的、100%的理由----人事部等有关部委根本不会羞羞答答、断断续续、“挤牙膏”式的出台所谓困难企业军转干部“解困措施”。 出台“解困措施”决不是他们良心的发现，也绝不是他们发了慈悲，说穿了就是权贵者心虚、理亏！从根本上说明了他们对企业军转干部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 如果他们没有错，为什么出台“解困措施”？既然承认错了，就要彻底纠正，给广大退役军官彻底平反！ 什么叫彻底平反？彻底平反就是要恢复广大退役军官的尊严、名誉；恢复广大退役军官的政治、经济待遇；补偿因政策不落实给我们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精神伤害。 只有给全国广大退役军官彻底平反，才能真正保证国家平安、社会和谐。 一些别有用心的官员不顾企业退役军官当年用血肉之躯、青春血泪、抛家舍情，为了祖国的尊严、领土完整、人民的利益去流血，去牺牲，去奉献的事实，打着人民群众会攀比的挡箭牌，企图挑拨军队与人民群众关系。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何其毒也！ 人民群众与谁攀比？是与穷困潦倒的企业军转干部攀比吗？绝对不是！他们首选是与一些饱食终日、高高在上、不问人民疾苦、极力倡导所谓“高薪养廉”的权贵者攀比；其次是与那些在高官显贵的保护下，依靠官商勾结、疯狂抢夺瓜分国有财产、一夜之间“暴富”起来的富豪攀比。 欠账总是要还的，任何人欠了人民的账，都要彻底清偿！这就是历史！历史是人民写的！ 目前，退役军官中已有不少因为年迈多病、气愤冤屈而病死、老死、自杀、疯癫，但是，广大退役军官前赴后继的斗争精神值得我们中华全国一切受迫害的正直善良的人民学习！ 中国人民向你们致敬！你们为真理奔波、为权益奋争，激励了每个高尚的灵魂！ 全国人民和你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心愿，这就是追求公平、公正和尊严。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希望。 全中国一切要求维权的苦难同胞团结起来！让我们心往一起想，劲往一处使，坚持依法维权，进行合法的斗争，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了一个共同的心愿，视死如归、奋勇前进！ 心贴心，手挽手，肩并肩，义无返顾地去追求属于我们的合法权益，坚持讨回公道，坚决维护国家法律法规的严肃性。 华夏儿女、巾帼须眉，行动起来吧，伟大的共和国军人、亲爱的全国同胞们！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找回自己尊严，这就是人权！人权不是什么大道理！人权就是生活和尊严！ 自尊！自强！我们要永远坚信：不管维权的道路多么坎坷、曲折，民主、法制、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终将是不可战胜的历史潮流！ 附件一： 银川军转赵德福上访遭刑拘 妻病儿孤呼吁各界救助 12月18号，银川市军转人员赵德福的妻子罗华女士通过希望之声电台向社会各界求救，呼吁中共当局释放因为上访被刑事拘留的复转军人赵福德。 12月5号，银川市70多名复转军人因为安置和待遇问题得不到落实，而集体到兰州军区上访。12月10号，赵德富被银川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人员从家中抓走，以非法游行罪的名义被刑事拘留，现关押于银川市看守所。 本台记者18号接通赵德福家中的电话后，首先听到婴儿的啼哭（声音）。 赵福德的妻子罗英介绍说在部队工作了27年的赵德福98年转业以来没有工作、住房和医疗保险，现在一家三口每月只能靠600元的低保生活，丈夫还患有糖尿病，是没有活路了才去上访，现在被抓走，她只能带着一岁多的孩子艰难度日（声音）。 罗英说负责赵德福案子的是银川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的孟长义和张建英，她呼吁当局释放她的丈夫。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方亮采访报导。 8月20日 民主先声79-80郭泉：民主先声79：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民主党就是让人民当家作主的党 11月24日，我发出了为中国工商银行的13.8万被欺骗、胁迫“一次性买断工龄”的下岗职工而致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先生的公开信。 信发出后，接到的第一个QQ短信这样说：“我是被工行骗去了青春与尊严的一名残疾军人 我是沈阳人姓刘。他们用欺骗的手段剥夺了我这个为国家为民族流过鲜血的残疾军人赖以生存的工作岗位，今天我强烈要求工行有一个包容的心态，恢复我的员工身份，让和谐社会的阳光同样能照在我的身上，不要是由于他们的过错，让我这个为国家于民族做出过贡献的残疾军人的心里有一种被国家与民族抛弃的感觉。得知你在百忙中还为我们这个弱势群体奔走呼吁，我本人真是由衷的感激你，朋友。” 我立即回话：“我是民主党人！这是我的工作！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主党就是让人民当家作主的党！” 人类历史错综复杂，其管理体制变化多端。但是无论多么炫目不测，其基本形态只有两个，一是专制，一是民主。 区分专制和民主最关键的问题在于，谁才是国家社会的主人。前者认为专制者是国家社会的主人，后者认为人民才是国家社会的主人。 很显然，民主才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并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管理模式。但是专制者却极尽无耻之能事，为他们的专制寻找“人民”的外包装。 专制，在历史上有两个主要的种类，一是家天下，一是党天下。 家天下的皇帝寻找到的“人民”的外包装就是“替天行道”、“顺民应天”，于是就有“父母官”，于是就有“爱民如子”，于是就有“反贪官不反皇帝”。人民总是认为皇帝是好的，而忘掉了所有的专制系统的官员都是为了皇家服务的。 寻找“人民”外包装的皇帝还是不错的，虽然，这样的皇帝仍然是人民的主人，但是在这样的皇帝的专制统治下，人民还是能幸福生活的。那些，赤裸裸地撕下“人民”的外包装的皇帝，必然会在不久的将来覆没。这是所有中国人都知道的历史事实。 “党天下”是一种巧妙的专制。这不是一个人的专制，而是一群人对更多数量的一大群人实行的专制。“党天下”也是一定要寻找“人民”的外包装的，否则它就没有统治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当今之世所有的“党天下”国家都标榜自己是代表人民的。 好，那我们来听其言观其行吧。我们先来观看前苏联共产党的“人民”外包装。斯大林虐杀了几千万苏联人民，这能说苏共是代表人民的吗？前苏联解体前，苏联人民的肉食量连百年前的沙皇俄国时代都比不上，这能说是代表人民的吗？我们再来看看朝鲜劳动党“党天下”的人民外包装。金家父子把朝鲜人民搞到“三月不知肉味”的穷困境地，而且在政治领域人人自危，这是代表人民吗？最后再来看看中国，毛泽东饿死4000万中国农民，害死4000万优秀的知识分子，上到国家主席，下到黎民百姓，无人幸免，这能是代表人民的吗？当今中国，大量下岗职工靠家庭亲友救济、企业军转干部沦为城市乞丐、失地农民流落城乡街头荒野，这能说是代表人民吗？人民的苦难无人理睬，冤屈上访却被强行带入“马家楼”监禁讯问，这能是代表人民吗？ 人民的天下，怎么变成了党的天下呢？人民没有选举你，你怎么就成了人民的代表了呢？而且还代了三个表呢？ 也许党天下要说，党是人民在1949年的选择，是历史的选择，是各民主党自己的选择。是的，我承认，的确是1949年的选择，但是，现在是2007年，难道一次选举可以管58年吗？有这么便宜的选举吗？更何况，这58年，这个“党天下”杀人如麻，危害国家，危害民族。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便宜的事情？ 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中国人民现在已经完全明白了。这个当家作主，就是民主宪政！ 郭泉：民主先声80：就370万复转军人问题，我致信胡锦涛和温家宝 中国民主同盟盟员郭泉 致国家主席、国家军委主席胡锦涛、 政府总理温家宝的公开信
——探讨“军队国家化条件下的转业军官、复员军官和退役义务兵的社会安置机制”
尊敬的国家主席、国家军委主席胡锦涛、政府总理温家宝： 二位领袖，您们好！ 我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郭泉。中共的十七大会议确立了“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这一执政理念是否能真正落实，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 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劳民之易为仁也。目前中国的腐败、苦难和混乱状况，正是两位领袖亲民爱民、实行政改、振新中华的最佳时机。 中国人民不想再打内战了，我效命的1000多万人的下岗工人、复转军人和失地农民的维权大军也不想再打内战了。大军过后必有荒年。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太深重了。如果两位领袖能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发仓廪，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反腐轻赋，以佐百姓之急。于是，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修行，各慎其身。两位领袖果能以盛德与天下，天下息矣。即四海之内皆欢然各自安乐其处，人皆无离上之心，而暴乱之奸弭矣。 上月早些时候，我已经就“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政治体制”向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先生公开呈送了策论；后又就中石化中石油59万一次性买断工龄的石油员工和中国工商银行的13.8万同样情况的银行职员向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先生反映了民怨民情。 现在，我想就我帮助服务的370万转业军官、复员军官和退役义务兵（以下简称“复转军人”）的尊严和生计问题上书两位领袖，请两位领袖为了共和国的安危、为了民族的存亡，派员调查、反思、并立即着手解决这些问题。 贵党的十七大，在军队建设方面，提出了要“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的伟大思想。而复转军人的社会安置与国防和军队建设有着直接的关系。 我长期做着大约1000多万下岗职工的维权工作，在实际工作中发现其中有相当比重的是复转军人。他们的生活举步维难，但是他们盼望着人民政府能解决他们的工作问题。他们曾经有过很好的政治素质和军事斗争经验，我知道他们在忍耐，因为他们是共和国军人，但是我不知道他们还能忍多久。最近，越来越多的复转军人的群体事件，使我不得不再次提笔向两位领袖提交策论。 本策论的核心思想是， 一、执政党和政府不能继续这样虐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重大贡献的共和国军人，必须尽快彻底解决复转军人的实际工作和生活问题。 二、解决数百万复转军人的荣誉和生计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军队国家化。军队只有在“国家化”之后，复转军人的社会就业安置才能统一纳入国民就业体系中。而且，由于军人为保家卫国贡献了宝贵的青春，复转军人在国民就业体系中，必须明显得到优待。 三、国民就业体系中分为非军人就业和复转军人就业。这一问题，属于劳动力资源问题。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盘活劳动力资源存量,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复转军人是特殊的劳动力资源，合理安置复转军人，他们会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能发挥巨大的积极作用。不安置或不合理安置，复转军人将是社会动荡的首要力量。 以下就上述思想，在六个层面与两位领袖交换思想，探讨建立“军队国家化条件下的转业军官、复员军官和退役义务兵的社会安置机制”。 一、什么是“军队国家化” 1941年10月10日，梁漱溟先生代表中国政治中的第三势力提出政纲，要求“军队属于国家，军人忠于国家，反对军队中党团组织，并反对以武力从事党争”。梁漱溟先生的意见得到了广大军人和最广大人民的拥护，也得到了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赞同。 1945年10月10日，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共同签署的《双十协定》“一致认爲，......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及党派平等合法，爲达到和平建国必由的途径”之后，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中国，“军队国家化”仍旧渺无踪影；不惟如是，甚至连“军队国家化”这五个字也不能公开见容于中国大陆。 那么，什么叫军队国家化？ 军队的唯一任务就是打击一切入侵之敌，保家卫国。这一任务包括两种三种实现方式，一是针对入侵之敌实施自卫打击，二是根据人民的意愿实行针对敌国即将入侵之敌实施出境打击。除此之外，军队还可以自行或根据人民的要求进行国内重大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的紧急救治工作。但是，军队的国内事务仅限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的救治。 无论对敌军事斗争，还是救治国内事务，军队的任何行为都必须得到法理的支持。这一法理，就是国家以立法方式规定军队通过执行国家元首、各部队执行各级军官的命令的方式，服从人民利益与国家利益。虽然，国家首脑有权调动和指挥军队，但军事斗争必须经过人民议会批准并对此负责。 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很多执政模式都是向苏联学习的，但是，治军方案却没有向苏联学习。“苏式军事体制”虽然也是诞生在共产主义国家，但是，苏军始终是人民的军队、国家的军队。例如，在列宁时代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下，许多农民被迫挨饿受冻，发生民变，而苏联士兵义无返顾地站到了苏联人民这边，迫使列宁立即用新经济政策取消了战时共产主义。苏联军队是高度制度化、正规化和职业化的军队，她不是听命于某一人的私家军，后来也未曾干预当年苏联的国内政治。 中国的大跃进之后也发生了饥荒，中国军队却没有和中国人民一起抵制中国共产党错误的经济政策，最后酿发饿死4000万人的人间悲剧。 当年彭德怀曾经致力于把军队导向苏式职业化方向，但毛泽东阻止了这一进程。毛泽东扶持林彪领军后，林副统帅大搞“政治挂帅”、“三忠于四无限”，结果把国民血汗供养的人民军队弄成了一支毛泽东个人的红色卫队，把偌大中国变成了一个“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准军营。 其遗祸之烈、灾难之广，史所罕见。而溯其源头，军队的非国家化思维，实在是难辞其咎的。 二、只有军队国家化，复转军人才能被纳入国民劳动就业安置体制 军队国家化，除了在军队内部的建设和调度方面具有国家属性之外，军队国家化还体现在征兵宣传和复转军人的安置方面的国家属性。其中，军队国家化条件下的复转军人的就业安置，是本策论的核心话题。 军人的复转安置分为军官安置和士兵安置。 军官的复转安置分为转业安置、转业不安置、复员三种。其中，第一、转业安置的军官在上世纪90年代前原则上安置在政府和公检法系统，但是公务员法颁布后，公务员系统的准入机制受控。大量军人被转业安置到企业。第二、转业不安置，即退役后虽然由地方接收，但是不安置工作，在家赋闲，只发给同级别待遇(对象为05、06、07三年退役且军龄为18年以上的。其余年份退役的军龄为20年以上)。第三、复员军官，一次性给予补助，国家不再进行就业安置。 士兵的复员安置的安置原则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即由农村来的回农村，由城镇入伍的回城镇，是工人、职员、学生的复工、复职、复学。没工作的另行安置。安置时“按系统分配任务、包干安置”。安置采取“双向选择”的办法，即本人根据下达的计划选择单位，单位同意接收时选择成功，选不到单位的一是在剩余指标内安置就业；二是发放补偿金自谋职业。单位也可以根据安置计划选人，选择完不成任务时，由退伍安置部门指令性分配，单位也可以申请实行安置任务有偿转移。 以上就是中国目前有关复转军人安置的全部方法。但是，如果在计划经济时代，这一安置方案是很合理且不会有争议的；但是，在市场经济时代，如果把复转军人当作是劳动力资源完全推向市场进行配置，问题就全部出现了。 例如，第一、转业到企业的军官，由于企业破产倒闭或改制重组而成为失业游民，或被“一次性买断工龄”沦为贫困者。第二、“自谋职业”的复转军人，由于长期把青春奉献给了国防而耽误了学历获取，导致其获取社会就业机会的时候没有相应的学历文凭。在自谋职业的问题上，企业军转干部也有同样的问题。第三、领取工资而没有工作的转业不安置的军官，由于他们的工资标准是依据他们转业时的工资标准确定的，而物价的快速上涨，使得他们的工资完全跟不上物价，而陷入经济困难。第四、领取了一次性补助而被推向社会的复员军官（目前大约23000人）以及被企业“一次性买断工龄”的企业军转干部，由于物价的不断上涨以及社会就业条件不断提高而使得他们在使用完他们的“一次性”所得后，立即陷入困境。 以上四类情况的军官中，我已经调查出已有为数不少的军官绝望自杀、罹患疯癫及神智不常。 所以，复转军人的社会安置是不应该进入劳动力市场进行市场配置的。也就是说复转军人的社会安置只能适用劳动力的计划控制，即军队国家化。惟有军队国家化，复转军人才能被纳入国民劳动就业安置体制，并自动获得优待地位。 三、目前的军队非国家化条件下的复转军人的苦难和血泪控诉 我和我的工作人员针对全国复转军人展开的大规模的调查工作是我所有社会维权服务工作中最残酷的工作。这个残酷不是因为工作量的巨大，而是因为我们都无法忍受看到共和国军人所受到的种种最残酷的人身虐待和经济虐待。 我第一次与复转军人的接触是在网络上，我注意到他们在电脑上打的的字都很大，我说，“你们的字怎么都这么大呀，是不是你们当军官的都喜欢写大字呀”。结果，得到的解释是，“我们都50、60岁的人了，眼睛看不清楚正常大小的字了”。我当时就潸然泪下。 这个年龄的共和国军人，竟然还在电脑上为了他们每日的生存费用而坚持不懈地向我咨询有关他们维权的事情，这个社会太没有良心了！ 共和国军人，永远都是最可爱的人，他们为了能让我们和平幸福地工作学习，他们舍生忘死、浴血奋战、前赴后继；他们爬冰卧雪、流汗拼搏、流血牺牲…… 他们戍边固疆，坚守在边陲海防、营房阵地。一年、二年、甚至二十年。 他们的工作生涯里，比我们多了一个军事生涯，而且是为了我们的幸福生活而多出的这个军事生涯。这个军事生涯，怎么能使他们现在的生活蒙受苦难呢？这不公平！ 中华全国全体军人不答应，中华全国各族人民更不答应！ 在我的调查中，复转军人的怨苦之声不绝于耳。下面，我想就我亲自调查的1993—2001年间的2.3万余名复员军官的生活情况，向两位领袖传递他们的悲恸，也把他们的苦难诉说给全体中国人民，让人民知道曾经为我们作出重大牺牲的复转军人现在已经苦难到了一个什么地步。 我调查的这23000名复员军官其中60%以上担任过师、团职职务，军衔中校至大校，他们为部队贡献了人生最宝贵的金色年华，军龄多在20-37年，多数在与世隔绝的海岛、高原、荒漠、牧区工作；40%以上的同志分别数次荣立一、二、三等功，有的曾被授予大军区以上级“先进个人”称号、学“雷锋标兵”，还有受到国家最高领导人接见的全国全军英模。 然而，他们竟被国安[1993]2号、[1993]政联字第1号《通知》打成了领取一次性补贴的“自行就业”者。而依据国家法律，他们本应该享受的合法权益与待遇，应享有的干部身份、政治与各种经济待遇，月退役金（工资）、医保、住房补贴、立功受奖、艰苦特殊地区补助、死亡丧葬等均被此试行《通知》剥夺殆尽。 目前，他们已经完全沦为“五不管”（部队甩手不管，国家及地方有关部门不管，社会与事业、企业单位不管，街道乡村居委会不管，人民武装部不管）的弃儿、“八无”（无干部身份、无职业与无收入无退役金、无养老保险而无法生存、无医保与无钱治病救命、居无定所而无家可归、无衣蔽体无食裹腹、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无家可归、无人过问）之弱势群体，日趋沦落到社会最底层，无法生存。 昔日在部队功绩卓著的老革命、大功臣，“复员”后为了生存，为了养家糊口，“自行就业”的工作有：卖血、踏三轮车当“车夫”、给人看门打更当“更夫”、四处流浪干零活打“短工”、学易经测字取名当“算命”先生、当“男保姆”、“老牧童”、“老厨娘”……。 风烛残年之时仍在生死线上挣扎的老年军人生存状况恶劣。 病魔缠身、无钱治病救命而憾死英年的中年军官，家破人亡。 复员军官中有些用那“一次性补助”到社会拼搏以至血本无归、债台高筑，而导致的夫债妻还、父债子还等丑恶现象比比皆是。 四川苍溪县已亡校级军官谭贵益之遗孀罗晓琴极度悲愤下发出了《一个已亡校级军官之妻的哀求》，怒问苍天、血泪控诉：“这何异于卖盐者喝淡汤，编凉席者睡光床，卖碳翁冻死在大路旁啊！” 可是，这些代表无数复员军官的呼天号地的呐喊心声，却根本没有任何一级政府部门听取并解决。 目前，这2.3万复员军官或因无业无收入经济困窘，导致感情破裂而妻离子散，或因无力还债而自杀轻生、离家出走四处流浪，或心力枯竭精神失常，或信仰坍塌而遁入空门，真乃人间悲剧。 被中央军委授予“扑火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并荣立“一等功”、在1987年扑灭大兴安岭森林大火的“扑火英雄营”教导员董元生，1995年复员回河南原籍后，年老体弱无处工作，四处飘流找零活，拼命挣上几十元，勉强度日过几天，现已身患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乙肝等各种疾病，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在家等死。 又如巾帼英雄王春梅，15岁参军到部队，曾10次荣获“先进工作者”称号，3次进京参加空军英模表彰大会，还当选全国第六次妇代会代表，1970年国庆观礼时受到过毛泽东主席的接见，1995年，王春梅51岁的这年复员，为生计在家乡招待所里干零活，大校变成 “老厨娘”，月薪不过300元，现年63岁，目前已无劳动能力，生活完全无来源，昔日“花木兰”，成为“下岗”无人管，生病无钱看，衣食无着的穷老太，境遇之悲惨，历史罕见！ 这一人间惨祸，是世界军史上绝无仅有的。以上仅仅是复员校级军官的悲惨生活景遇，至于那些被胁迫“一次性买断工龄”的企业军转干部和企业军转志愿兵的苦难生活，就实在罄竹难书了。 这样的事例和无数的调查报告和调查数据，我的书房里堆积如山。 这些年来，争取合法权益的复转军人已被有关部门视为最不稳定的群众之一。其实，他们有话无处可说，有理无处可讲，有苦更无处可诉，连真实地反映情况还要随时做好被监被关的思想准备，他们人格尊严被深深地伤害，可谓是受尽了屈辱。 胡主席、温总理，我爷爷曾任中共青阳市长、中共安徽六安专区专员，在带兵进入大别山围剿敌军残部时牺牲。作为一个革命军人烈士后代，我实在看不下去这样虐待军人的案件！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下去！ 但是我一定知道，全国人民一定都看不下去！ 中国共产党，你们决不能这样残酷虐待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 中国政府，你们决不能这样残害我们最可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 你们决不能这样干！
四、军队国家化可以彻底杜绝不同时期出台不同政策的虐军事件 关于军队退役干部的政策在不同时期出台了不同的政策。 这些不同的政策使得退役军官的生活待遇相差很大。这些不同的政策法规是：一、国发（1975）129号文件；二、中发（1980）3号文；三、93政联字1号试行《通知》；四、中发[1998]7号；五、中发（2001）3号文；六、劳社部发（2005）17号《通知》（与93政联字1号试行《通知》精神完全一致）。 其中，对所有退役军官最有利的文件是中发（2001）3号文。建议两位领袖使用这一文件，针对所有的退役军官一体适用。 下面对上述文件中的重要文件精神作一个介绍： 1975年8月13日国发（1975）129号文件（以下简称129号文件）确立了“将军队退役干部作复员处理”的原则。这个原则是对退役干部很不利的一个原则。以后的五年里，大量的军人被复员，而丧失了国家干部身份。 1980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颁发了中发（1980）3号文件，承认“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错误地将XX万军队干部作了复员处理”，并开始落实政策。 1993年2月17日出台了93政联字1号试行《通知》，却再次确立了“将军队退役干部作复员处理”的原则。“政府不负责分配工作，由本人自行就业。”从此23000名校级军官成为可怜低贱而悲惨的“复员”军官，被非法剥夺了国家干部身份。1号《通知》开场白这样说到：“为了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多渠道地安置军队退出现役的干部，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干部退出现役暂行办法》国发1975）129号文件精神，……做好军队复员干部安置工作”。 2001年1月19日颁布的中发（2001）3号文件印发了《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暂行办法》规定：“ 军队干部转业到地方工作，是国家和军队的一项重要制度。国家对军队转业干部实行计划分配和自主择业相结合的方式安置。计划分配的军队转业干部由党委、政府负责安排工作和职务；自主择业的军队转业干部由政府协助就业、发给退役金”。第六十九条还规定：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适用于此后批准转业的军队干部。以往有关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的规定，凡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但是，各级政府在执行中发（2001）3号文时却拒绝将此文中的“就业”、“退役金”制度适用于复员军官身上，导致复员军官生活进一步下降，产生绝望情绪，并由此诱发自杀、疯癫和其他错乱行为。 如果军队国家化，所有各阶段退役军人完全纳入国民就业安置或社会保障体系，这些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同一个国家的军队，怎么能有两个退役办法呢？ 同一个国家的军队，新退役军官怎么能享受丰厚的待遇，而以前退役的军官却饥谨难耐呢？ 另外，同一个国家的军队，怎么能让转业到公务员系统的军官就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而专业到企业的军官就要被“一次性买断工龄”而沦为贫困者呢？ 公平何在？天理何在？ 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军队是国家的军队，这样区别对待我们的共和国军人，我们人民不答应！应该立即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让全国所有的退役军人都能得到逐月发放并随社会经济发展逐年递增的可以保证幸福生活的退役金。对那些愿意工作的退役军人，国家应该积极提供就业机会。 五、军队国家化，可以使退役军人安置工作与社会各机制协调运行 目前的中国的退役军人的社会安置完全被交给了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的公务员系统的准入机制又受到公务员录用程序的控制，于是退役军官的安置主要地是到企业。由于企业的自主性越来越突出，企业对抗政府派分退役军官的力度越来越大。一些企业干脆就说不接受，导致退役军官前不着村后不着地，几年都上不了岗；还有一些企业拒绝退役军人上岗，而先每月支付几百元的工资说要等岗位，一等就是七八年；另有一些企业虽然接受了退役军官，但是，这些企业又借改制重组的名义“一次性买断工龄”，把退役军官一脚踢入社会。 以上现象与公务员系统的准入机制、劳动力资源配置机制、与社会保障机制都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复转军人不是一个单独的问题，而是一个系统工程。 我想举几个例子来向两位领袖说明，复转军人问题必须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挂钩思考，否则，就是虐待迫害军人了。 请看上述1993年2月17日出台的93政联字1号试行《通知》第三条规定：“对回农村的干部应按规定……，划给责任田（山）、自由地（山）或安排其它生产经营任务”。 我不知道制定这个政策的总政官员到底是怎么学习国家有关农村政策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八二年完全承包下户，三十年不变。哪里再有田可种呢？哪里再有山可分呢？这种立法水平，实在让人不知是心酸还是心寒。 再例如，1993年10月，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后，1994年1月1日，国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而93政联字1号试行《通知》同国发（1975）129号文件一样，都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与政策，是不能适应与配套市场经济条件的，从1994年1月1日起这两个文件就应该被废止了，但是却一直执行到现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一次性补助（一次性发放3万-12万元，以后分文全无）怎么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活呢？物价每日都在涨，还在继续涨，说这些复员军人度日如年，说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真的一点都不为过！ 再例如，劳社部发（2005）17号《通知》中说：“对未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复员干部发生的医疗费用，有单位的由单位按规定解决，没有单位的纳入城市医疗救助体系或由地方财政补助给予医疗救助”。 我不知道劳动社会保障部的同志你们学不学文件啊？1993年2月17日出台了93政联字1号试行《通知》规定“政府不负责分配工作，由本人自行就业。”也就是说复员干部离开军队后就从来没有过单位，而“没有单位的纳入城市医疗救助体系或由地方财政补助给予医疗救助”，请问劳动部的同志，共和国的退役军官怎么会落到要被纳入救助体系的这步田地了呢？真是伤良心！ 数万名军龄在20年以上的复员干部长年累月在边关、海岛、高原与荒漠戈壁、艰苦特殊之恶劣环境为伴，巡逻执勤，站岗放哨，爬冰卧雪，风餐露宿，顶风沙，战严寒，磨爬滚打……，干到岁月的苍桑刻满全身，无情地病魔缠身，到了风烛残年之时，生病治病只能望医止步，望药兴叹，要救命只能靠“救助”，但这种“救助”让复员军官们不敢轻易就医、住院、买药、治病，生怕不符合救助的条件。校官谭贵益的求医之路难于上青天，无钱治病含恨九泉，落得个夫债妻还，父债子还，这样的悲剧已经开始发生在多名军官身上，开始在复员军官的家庭重演。这样的“救助”，叫复员军官在生病时，或病入膏肓、生命垂危之际，去相关部门磕头下跪流眼泪，东奔西跑批条子，哀求施舍与恩赐，其结果无非两种：一是等“条子”批下来，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拖成重病，重病拖至病危，病危者早已仰望长天，撒手人寰了……；二是需看钱入院，量费治病，费尽医止,眼睁睁地看着死,等着死,上文里的被中央军委授予“扑火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并荣立“一等功”、在1987年扑灭大兴安岭森林大火的“扑火英雄营”教导员董元生，现在就躺在家中的破床上等死。 胡主席、温总理，你们看军队的复转军人的事情，能再继续这样下去吗？再这样下去长城会彻底塌掉的。 惟有军队国家化，可以根治这个问题。因为军队国家化后，社会保险社会保障机制、劳动就业机制、公务员录用机制等各方面的工作立即会思考并针对因为军队国家化带来的复转军人的社会资源的分配问题而展开全面工作。 六、安置工作是国策，应该实行军队国家化条件下的国家补偿机制 安置工作“是国家和军队的一项重要制度”（简称国策）。军官因退役使国家产生安置义务，军官因个人利益受到损失和特别牺牲使国家产生补偿义务。 一、现行的安置及两退军官的诉求 1. 法律、文件设定的安置补偿制度。 1）政府将退役军官安排到企业去就业。即就业法。 2）复员军官发给生活费，实行自我保障，即自保法。 3.由就业法、自保法衍生出的贫困退役军官，被政府随机、被动的安排享受救助金。即救助法。 4.因种种原因失去工作自谋生计的、花光复员费的、无人救助的退役军官，即不救助法。 各级政府用八种方法安置、安排退役军官，实际上是自找麻烦。上访的退役军官大部分都是从“低成本安排”中产生的。本文将救助和不救助的两类退役军官统称为两退军官。 由于政府拒绝履行安置补偿义务，引起退役军官上访。上访的要求简称“三项义务两种身份待遇保障”，三项义务是： 两种身份待遇保障是： 干部、工人身份待遇差别是： 解决办法惟有实行军队国家化条件下的国家补偿机制、劳动力资源配置机制。 劳动力资源配置机制前已有述，而国家补偿的目的一是为了“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二是为了补足和抵消个人权益损失和特别牺牲。国家补偿包括经济补偿、政策补偿、精神补偿。经济补偿是基础，国家在安置补偿义务法律关系中永远是义务主体，退役军官在安置补偿义务法律关系中永远是权力的主体。 以下我选取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调查报告和广大军转干部提交给我的控诉材料，给两位领袖看，如果你们有耐心读完本信和所有的附件，我想，两位领袖一定能作出最有利于国家、最有利于民族和最有利于人民的抉择。 我还特别的要推荐给两个领袖的是本信附件的最后一个附件：美国联邦政府退伍军人事务部的工作简介。相信，本信正文和所有的附件对两位领袖来说是一本最好的体察民情的桥梁，桥梁的两头，一边是人民，一边是领袖。请走过桥梁，进入民众，倾听民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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